“驛站”，查《現代漢語詞典》詞條，解釋為“古代供傳遞政府文書的人中途更換馬匹或休息、住宿的地方”；《說文》曰：“驛，置騎也，從馬，睪聲”，表示其交通工具是馬匹，透過的線路為驛道，而中轉的結點稱驛館（站），杜甫《瘦馬行》的“細看火印帶官字”，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之“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威陽，暮及隴山頭。”韓愈曾形容“府西三百里，侯館同魚鱗。”依稀可見當年繁忙之盛唐驛館配備管理細節。
驛館不似別墅或豪華賓館那麼逍遙浪漫，文人墨客在此卻可一簾幽夢；史載東漢獻帝時，曹操破袁紹，得其兒媳甄氏。曹植見之，欲求為妻，操不允，而賜與長子丕。植甚不平，十分懷念甄氏。丕“被”禪位稱魏文帝后，植奉旨入朝，時甄氏已被郭後讒害而亡。帝取甄遺物玉鏤金帶枕給植看，植淚如泉湧，帝遂將枕贈植。植回封地，途經洛水之濱，夜宿驛館取枕而眠，忽夢甄女款款而來，對植曰：“妾身本託心於君，然不能如願，此枕是我陪嫁之物，今在君王之手，願薦枕蓆。”兩人情意纏綿……甄又告植雲：“為郭後以糠塞口而亡，今披頭散髮，羞將此形貌重睹君王。”言罷不復見，植亦夢醒，悲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繼位，改稱《洛神賦》——驛館宛如避風塘，對曹植，則是揮之不去的傷心地。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李清照赴萊州投奔夫君途中宿昌樂縣驛館時，寫了《蝶戀花》一詞，不僅思念情同手足的姊妹，更為其難卜吉兇的萊州之行憂心忡忡。
驛館每每爆出新聞，唐天寶十四年（755）安祿山在范陽以“清君側”為名起兵叛亂，玄宗在華清池六日內就得到這一訊息（合驛馬日速約五百里），倉皇間西狩蜀地，途中至必經的馬嵬驛休息（唐明浩《楊貴妃傳》），將士飢疲怨聲載道，誅（楊）國忠，殺……上（唐明皇）被迫乃命（高）力士引貴妃於驛館旁佛堂，縊殺之——可憐絕代佳人香消玉殞，葬於驛西道側（《舊唐書》），想當年，她被“三千寵愛於一身”，自幼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唐國史補》）。
那麼，貶官是怎麼離京上任的呢？據《唐會要》卷四一載：“天寶五載（742）……敕（李林甫加速迫害異己），應流貶之人，皆負譴罪，如聞在路多作逗留，郡縣阿容許其停滯。自今以後，左降官量情狀稍重者，日馳十驛以上赴任。”張籍《傷歌行》稱：“黃門詔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郵夫防吏急喧驅，往往驚墮馬蹄下。”韓愈《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憶當年：“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病妹（其十二歲女，在途中病逝）臥床褥，公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頷頭，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慚羞。”何等嚴苛酷烈驚心動魄！宋哲宗紹聖初年（1094），因反對恢復變法而遭貶謫的秦觀南遷，在湖南郴州的驛站裡發牢騷：“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好在那時太祖趙匡胤有遺訓，對文人網開一面一律不殺，所以他還可以蹣跚地請上路的驛卒帶給遠方的舊友東坡居士、山谷（黃庭堅）道人等和昔日的青樓紅顏知己了；東坡居士貶官海南昌化軍掛名“別駕”，嘆息“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答秦（觀）太虛書》），三年後遇赦北歸離開時感慨萬千（《澄邁驛站通潮閣二首》之一）；南宋末宋帝等被虜北上，途中，曾身為度宗昭儀的王清惠在驛館壁上題《滿江紅》抒亡國之痛：“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盈襟血。客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而明萬曆二十年（1592），被貶的湯顯祖，回老家途中留宿蓮塘驛，卻受盛情接待倍感安慰，是夜，湯作《南恩道中》詩：“……入門問小吏，知是蓮塘驛。……惟餘千里心，閒房眷幽客。”
風水輪流轉，當道奸臣亦有被貶之日，聲名狼藉的八十歲蔡京被貶，沿途民眾硬是不賣食物，還住不上驛站，奈何，終於在長沙荒廟凍餓斃命；南宋奸相賈似道被貶，在木棉庵遭押送的鄭虎臣所殺，不得善終；明崇禎（1628）帝朱由檢登位，閹奸魏忠賢遭到彈劾，被流放鳳陽去守皇陵，出京的時候竟然還帶著衛兵1000人、裝了滿滿40大車的金銀財寶招搖過市，這大大激怒了皇帝，導致他在途中住阜城尤家店客棧畏罪自盡，隨從亦作鳥獸散。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蓋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餘秋雨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感悟為：“中國文化中極其奪目的一個部位可稱之為‘貶官文化’”——誠然。如今驛站古蹟已是華夏文化的一部分，所謂“夕陽、殘道、西風、枯藤、昏鴉、瘦馬、碑刻”，對遊子發思古之幽情，具有某種旅遊市場開發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