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年”是苗族最隆重的節日，“苗年”一般是一年一次，不過各個地方苗年的日期不大一樣，在過“苗年”的時候，家家戶戶都要準備豐盛的年食來過年。

　　那麼，在苗族文化中，“苗年”有什麼社會與文化價值呢？一起隨小編來看看吧！

　　“苗年”節日早晨，晚輩將做好的美味佳餚、虔誠地擺在火塘邊的灶上祭祖。在牛鼻子上抹些酒以示對其辛苦耕作一年的酬謝。姑娘們身著色彩鮮豔、風格各異、刺繡鑲邊或挑花的蠟染衣褲或長短百褶裙，佩戴著引人注目的耳環、手測釧等多種銀飾物，與英俊的小夥子們跳起踩堂舞（男的吹蘆笙，女的排成弧形翩翩起舞）。入夜，大銅鼓聲傳遍整個村寨。

　　外村寨男青年手提馬燈吹著笛子來到村寨附近的“遊方”場去遊方（又稱“坐妹”、“坐寨”、“踩月亮”等，即青年男女的社交戀愛活動），村村寨寨歌聲不斷。透過對歌，鍾情男女便由定情之物——繡有鴛鴦的錦花帶連線在一起。“苗年”突出的民族特徵使其具有巨大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

　　1、“苗年”具有維繫苗族民族特徵和民族認同感的重要價值。作為苗族人民自己最為重要的節日，“苗年”在這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

　　2、“苗年”具有促進族群內的團結與和諧、促進社會穩定的重要作用。“苗年”特殊的按順序過節的方式，使過節的苗寨在其“苗年”期間成為附近多達數十個苗寨的交流中心與歡樂中心，而這種“中心”又在這一地域內依次“閃亮”，這就使“苗年”成為了村寨間交流的紐帶，成為了苗族群眾間互動的平臺，它營造了區域內良性互動的和諧氛圍，具有著巨大的凝聚力和影響力。

　　3、“苗年”是傳承和展示苗族文化的重要載體。與“苗年”有關的文化活動，有釀酒、磨豆腐、製作酸湯魚、酸牛皮等飲食文化活動，有祭祖、起鼓等宗教禮儀，有吹芒筒蘆笙樂、跳蘆笙舞、踩鼓、唱敬酒歌、唱情歌等傳統民族文藝，有鬥牛、鬥鳥、賽馬等苗族傳統競技活動，在節日中，姑娘們還展示了平日難見的民族服飾。因此，“苗年”是傳承和展示苗族傳統文化的巨大載體。

　　4、“苗年”具有研究古代曆法、農耕文明和苗族社會管理方式的學術價值。苗歷是人類最早的歷法，同時也是一部以農事活動為依據的歷法。“苗年”作為苗歷中最為重要的節日，伴隨苗歷而生並傳承至今，可以說，研究曆法之源必須研究苗歷，而研究苗歷必須研究苗年。因此，對於曆法與農耕文明的研究，苗年具有其關鍵學術價值。

　　

　　宋朝一建立，便在宮廷興起飲茶的風尚。從宋太祖起歷代皇帝皆有嗜茶之好，以致宋徽宗還親自作《大觀茶論》。這時茶文化已成為整個宮廷文化的組成部分，飲茶成為宮廷日常生活內容，考慮全國大事的皇帝、官員，很自然地將之用於朝儀，因此，茶在國家禮儀中被納入規範。至於祭神靈，宗廟，更為必備之物。黃庭堅《謝送壑源揀茶》詩云：“曾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碗天開顏。”宋代還以麥料蒸茶以祀天，保佑豐收。蘇轍《複次煙字韻答黃大臨庭堅見寄二首》雲：“大芽春米新秋後，麥粒蒸茶欲祀天。”

　　宋代宮廷茶文化的另—種表現就是上面提到的在朝儀中加進了茶禮。朝廷春秋大宴，皇帝面前要設茶床，皇帝出巡，所過之地賜父老綾袍茶帛。皇帝視察國子監，要對學官、學生賜茶。趙佶作有《子會圖》無論從徽宗本身的地位還是這幅畫表現的場景、內容都不可能是一般文人閒常茶會。文人以茶為聚會儀式，或朝廷親自主持文士茶會已是經常行為。在《宋史·禮志》中到處可見“行茶”之記載。《夢溪筆談》載，宋代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舊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接待北朝，契丹使臣亦賜茶，契丹使者辭行宴會上有賜茶酒之儀，辭行之日亦設茶床。

　　宋代以前，茶文化幾乎是上層人物的專利，至於民間，雖然也飲茶，與文化幾乎是不沾邊的，宋代城市集鎮大興，市民成為一個很大的階層。當時，汴梁的茶肆，茶坊最多，十分引人注目，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載，開封潘樓之東有“從行角茶坊”，而在封上門外馬行街其間坊巷縱橫，院落數萬“各有茶坊酒店”。宋代茶肆不僅在大城市十分興旺，小城鎮也比比皆是，小說《水滸傳》中有多處反映。最為大家熟悉的便是武大郎隔壁的王婆茶坊。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飲茶作為增進友誼社會交際的手段，它的興起把茶文化從文人化和上層社會推向民間，成為茶風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宋汴京民俗有人遷往新居，左鄰右舍要彼此“獻茶”，鄰居間請喝茶叫“支茶”，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民俗》記載：“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措動使，獻遺茶湯，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客來則敬茶”之禮發展到近代“客來敬茶”之風遍及全國，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

　　經濟社會發展是文化的決定性因素，文化對經濟社會有推動作用，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係。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文化就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決定於經濟社會的發展，有什麼樣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態，就有什麼樣的文化，文化不能脫離經濟社會發展而獨立存在，文化可以反過來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