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求實切理為幟志+以名物訓詁為特色

　　隨著漢學的興起，清代的傳統學術研究從以求實切理為幟志，愈加趨向於以名物訓詁為特色，並崇尚樸實無華的治學風格。明末清初，在顧炎武、黃宗羲等學者的影響下，樸學在與宋明理學的對立和鬥爭中發展起來，注重於資料的收集和證據的羅列，主張“無信不徵”，以漢儒經說為宗，從語言文字訓詁入手，主要從事審訂文獻、辨別真偽、校勘謬誤、註疏和詮釋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證地理沿革等等，少有理論的闡述及發揮，也不注重文采，因而被稱作“樸學”或“考據學”，成為清代學術思想的主流學派。

　　乾嘉學派顧炎武

　　清代樸學是對窮心於“天理”、“人慾”，不出“心、性、氣、理”範疇，淡忘儒學憂時濟世傳統，空談誤國的明代王學末流的反動，也是儒學自身發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結果。樸學的成熟與鼎盛期在清乾隆、嘉慶年間，因而又被稱為“乾嘉學派”，其影響力一直延續至當代，在儲存和傳遞古代文化遺產方面具有積極的意義與重要的價值。“乾嘉學派”的共同之處是重漢學、識文字、通訓詁、精校勘、善考證，根據各學派治學目的、取向、宗旨、物件等不同細分為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以戴震為代表的“徽派”（有稱“皖派”），以及由清初黃宗羲開創的“浙東學派”，和稍後的與“徽派”、“吳派”關係密切的“揚州學派”等小的學派分支。梁啟超評價“吳派”學術廣博，篤守古訓，“凡古必真，凡漢必好”，因此崇古而泥古不化。劉師培在《近代漢學變遷論》中指出：“江戴之學，興於徽歙，所學長於比勘，博徵其材，約守其例，悉以心得為憑。且觀其治學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條，使綱舉目張，同條共貫，可謂無信不徵矣。”可見，在學術成就上，“徽派”超越了“吳派”。

　　樸學又稱考據學，針對理學的空疏而言。經學有理、樸之別。樸學主張學問重史實依據，解經由文字入手，以音韻通訓詁，以訓詁通義理。新安理學培育了徽州文化深厚的理性主義傳統。

　　在中國經學史上，清代徽派樸學被稱為皖派、皖學，皖學創始於江永而成於戴震。皖派的出現，是清代漢學發展達到高峰期的標誌，也最終宣告了興於宋、固於元、盛於明的新安理學作為一個學派的寥落。戴震是徽州樸學的集大成者，他的《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在批判程朱理學方面有著振聾發聵的意義。但徽派樸學發展到後期，因繁瑣考據，唯漢是求，研習內容脫離社會現實，弊端日益顯露。民國年間，經學大師歙縣吳承仕繼承徽派樸學的治學方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對中國現代學術產生廣泛深入的影響。

　　“故為之文以志”的“志”的意思：記號、標識的意思，這裡的志通“識”。

　　“故為之文以志”出自《永州八記》，是唐代文學家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時，借寫山水遊記書寫胸中憤鬱的散文。實際上柳宗元寫的山水遊記中還有一記，即《遊黃溪記》，由於前八記都在永州城郊，歷代文人尋勝較多，故稱《永州八記》。

　　《項脊軒志》以項脊軒的前後變化為線索，寫出一系列家庭瑣事，表現了作者對家道衰落的惋惜心情和對死去的祖母、母親、妻子的深切懷念，也表現了作者年青時刻苦讀書、怡然自得的樂趣。

　　《項脊軒志》是明代文學家歸有光所作的一篇回憶性記事散文。全文以作者青年時代朝夕所居的書齋項脊軒為經，以歸家幾代人的人事變遷為緯，真切再現了祖母、母親、妻子的音容笑貌，也表達了作者對於三位已故親人的深沉懷念。作者借一軒以記三代之遺蹟，睹物懷人，悼亡念存，敘事娓娓而談，用筆清淡簡潔，表達了深厚的感情。全文語言自然本色，不事雕飾，不用奇字險句，力求樸而有致，淡而有昧，營造出一種清疏淡雅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