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的弩弓與毒箭

　　傈僳族居住的高山峽谷區，過去漫山遍野都是茫茫的原始森林，各種飛禽猛獸出沒林間。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勤勞勇敢的傈僳族人民發明、創造了各種各樣的生產工具，練就了一整套與兇禽猛獸搏鬥，及適應環境、改造自然的技能與本領。弩弓與毒箭便是其中的代表。

　　弩弓是勤勞勇敢的傈僳族創造的獨具特色的武器，其製作應用已有1200多年的歷史。“明《景泰雲南圖書志》載：“有名慄粟者……常帶藥箭弓弩，獵取禽獸”。《南詔野史》載：“力些，即慄粟，……尤善弩，每令其婦負小木盾前行，自後射之,中盾而不傷婦”。這是史籍中對傈僳族精湛弩技的記述和描寫。

　　傈僳弩手

　　弩是一種利用機械力量射箭的弓。傈僳族的弩由弩身、弩板、箭槽、弩弦、弩牙和弩機組成。弩板用堅硬而又富有彈性的巖桑木或青崗慄木製成，大小不一。弩弦用4股粗細適當的精細麻線扭制而成。弩牙和弩機均用骨頭製作。使用時，把堅韌的弩弦拉到弩牙，箭放在弩身之上，瞄準目標後扳動弩機，利用弩板、弩弦的彈力把箭射出。

　　弩箭由竹塊削制而成，頭尖可套鐵鏃。尾部安有用竹皮折成的、可增加飛行穩定性的三角形尾翼。分無毒的普通箭和毒箭兩種。普通箭一般用來射殺飛鳥、松鼠、野雞、野兔等小動物。

　　對付兇猛體壯的虎、熊、野豬等大動物，就必須使用毒箭了。毒藥是用巨毒的野生植物黑草烏的根莖泡製而成的。將其塗於箭頭尖端的小溝處便成了毒箭。這種毒箭毒性極強，箭鏃射入肌體，一接觸到血液，很快就會流遍全身，使動物中毒身亡。

　　熊皮箭包

　　由於過去都生活在惡劣的自然環境抗爭中，弩弓成為傈僳族群眾必不可少的生產生活工具。人們出門弓箭不離身，耕作之餘以射弩比賽為樂，打獵或解除糾紛，都以弩弓為武器，逢年過節，人們還進行射粑粑、射肉、射靶等娛樂活動。在傈僳山寨，有這樣一種習俗，14歲的男孩必須擁有一把象徵勇敢智慧的弩弓，射弩是傈僳族同胞必須具備的本領。

　　今天，傈僳族地區的面貌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許多動物得到保護，作為生產生活必備工具，弩弓的使用已大為減少，但在許多民族傳統體育競賽和群眾性娛樂活動中，仍然英姿屢現、魅力無限。

　　1、弓箭的打擊和射擊頻率速度相較與弩更好；

　　2、亞馬遜職業技能偏向弓系；

　　3、弩的射速比較慢，但傷害比較大；

　　4、弓能透過射擊速度彌補傷害的不足，特效弓效果更加明顯；

　　5、暗金裝備以弓系裝備比較佔優並且怪物容易掉落。

　　從怒族與傈僳族長期分化與交融的歷史中可見，所謂“民族”，並非與生俱來，更不是固態化、一成不變的，而是隨不同時期社會與文化情境的改變而改變。跨境民族的民族意識與民族認同在當代的凸顯，不僅是因為社會資源在其中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還與跨境民族所處的國家以及相鄰國家的民族政策密切相關。

　　怒族與傈僳族分佈在我國的怒江、瀾滄江與緬甸伊洛瓦底江流域，長期處於大雜居、小聚居的分佈狀態。怒族與傈僳族起源於古代氐羌系統，其分化、交融與民族遷徙的歷史過程相伴，並與區域內民族關係、經濟、社會資源相關聯。

　　怒族與傈僳族先民被迫分遷四境

　　在唐代以前，怒族與傈僳族先民“施蠻”、“順蠻”、“慄粟兩姓蠻”、“長禈蠻”，皆為“本烏蠻種”，長期共同繁衍、生息於洱海以北的金沙江流域。在唐代貞元年間的南詔兼併戰爭中，怒族與傈僳族先民被迫分遷四境。王族被遷徙至南詔政權統治的核心區域，後融入當地的族群當中。其部族則被迫向東遷徙至今天金沙江流域的永勝，向西遷徙至今天瀾滄江流域的蘭坪，向北遷徙至今天維西及其西怒江流域的貢山。這次遷徙不僅是今天傈僳族、怒族分佈格局形成的原因，而且也造就了怒族與傈僳族先民認同共同族群的心理基礎。

　　元代時期，當地出現了怒族與傈僳族先民的共同族稱——“盧蠻”，但因怒族與傈僳族先民散居各地，且所處生態與文化環境不同，因此，其內部文化出現了差異。在各區域內，怒族與傈僳族先民仍保留傳統的區域性稱呼，如金沙江永勝一帶的先民被稱為“施蠻”、“順蠻”、“慄粟蠻”；瀾滄江流域的先民則仍沿用烏蠻支系中今天彝族先民的“盧鹿蠻”（也寫做“盧蠻”、“潞蠻”）族稱。據元代的《一統志》記載，元代“盧蠻”族稱，與麗江路（元代行政區劃）其他蠻類族稱並列。該統一族稱的出現，表明其內部文化的一致性越來越明顯，為形成一個獨立的民族共同體奠定了基礎。這也使得在後來“施蠻”、“順蠻”、“慄粟蠻”、“潞蠻”之間，存在長期相互交融的發展趨勢。

　　在明代的麗江納西族木氏土司與吐蕃的戰爭中，居住於金沙江流域的盧蠻後裔“慄粟”再次被迫向西遷徙，與唐代遷居此地的被漢文獻記載為“盧鹿蠻”（“潞蠻”與“怒蠻”）的“盧蠻”後裔共同生活在該區域內。在“慄粟”文化的邊緣地帶，怒族更多的是被融入人口、經濟、文化等方面相對強勢的“慄粟” 族之中；而在“慄粟”文化的核心地帶，處於弱勢的怒族被迫遷徙至偏僻山區，因而加速了彼此間的文化差異性，導致了兩個群體之間的分化。從此，兩者皆以獨立民族共同體的形式得以發展。

　　在清代至民國期間，怒江中上游與緬甸北部地區的廣闊區域內，“慄粟” 族與怒族彼此區隔、並存的趨勢更加明顯。尤其是正在向家長奴隸制過渡的“慄粟”貴族，在區域內相對處於強勢，而相對弱勢的怒族則主動或被動地融入傈僳族當中。與此同時，一部分怒族則遷徙、遠居偏僻山區以求生存，這部分怒族與傈僳族之間的文化差異比較明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進行民族識別時，這一部分怒族被劃分為怒族。

　　此外，由於地理環境的阻隔以及傈僳族等其他民族對眾多怒族群體的“攔腰”分隔，使得怒族各群體只能在各自空間內獨立發展，彼此之間的交往十分困難。在文化上，雖然怒族各群體間的相互影響越來越少，但受到周圍民族文化的影響與滲透越來越多，如貢山怒族受藏文化的影響明顯，傈僳族對福貢怒族的影響甚多，而蘭坪怒族則較多吸收白族文化，這使得怒族內部的文化差異越來越突出。

　　分化與交融並存

　　在當代，無論是在我國的怒江還是緬甸北部地區，怒族與傈僳族外顯性的文化特徵越來越趨於一致，這表現為衣食住行與宗教、語言諸方面的趨同。傈僳族越來越成為同一區域內的主體民族，這是怒族的生存選擇。他們往往借用重新創造的一些節日、文字、服飾、歌舞、學術團體等文化象徵符號彰顯其族性。而且，其族性也成為一種社會資本作用於該民族的社會內部以及與其他民族的關係。究其根源，在我國，是由於多民族處於雜居狀態且交往頻繁；在緬甸，則是由於怒族社會的發展激發了其作為獨立民族共同體的精神訴求，與受到我國怒族社會文化發展的影響雙重因素所致。

　　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怒族與傈僳族彼此分化又相互交融的發展特點，與我國那些長期處於同一區域同源異流的民族也具有相似性，即並未因跨境民族之跨居兩國乃至多國而改變。由於相同的源流、宗教、語言、風俗習慣，且在歷史與現實中長期進行頻繁的交往，因而在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的跨境民族中，也同樣存在著同源異流民族之間的彼此分化而又相互交融的動態發展趨勢。

　　從怒族與傈僳族長期分化與交融的歷史中可見，所謂“民族”，並非與生俱來，更不是固態化、一成不變的，而是隨不同時期社會與文化情境的改變而改變。跨境民族的民族意識與民族認同在當代的凸顯，不僅是因為社會資源在其中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還與跨境民族所處的國家以及相鄰國家的民族政策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