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尚同思想是指什麼

　　墨子的尚同思想是高度的集權主義，實施自上而下的控制與有效管理。它要求一切統一於上級，從組織系統的領導關係到思想意識，都要絕對地統一於上級，服從於上級,絕對不許反其道而行之。墨子認為的上下級關係要貫徹最高層意志的組織系統與組織原則，用這樣的組織關係，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絕對領導與有效的逐級管理。人的行為受思想意識支配，沒有思想的統一，便不能有行動的一致，墨子主張"一同天下之義"，把天下人的思想統一起來。墨子認為尚同是行政管理之根本，只要為政者對人民"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導其前，明罰以率其後"，舉措適宜，就一定能統一全國上下的思想，實現民富國治。

　　墨子的經濟思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歸正：一、墨子的義利觀。墨子和儒家不同，公開言“利”。孔子“罕言利”，孟子說“何必曰利”。墨子公開言“利”，要達到的目標就是“利”。他認為對言論思想的是非，應根據三條標準來判斷，稱之為“三表”。第一表“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第二表“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第三表“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認為要取得這樣的“利”——“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需要實行“兼相愛交相利”。墨子認為社會治理不好，發生亂，是由於人們不相愛引起的。因此不相愛，君臣、父子、兄弟之間都是“虧人自利”，就發生了亂。墨子認為應該按照“兼相愛交相利”的原則來處理各種關係，這樣就會“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墨子所說的“兼相愛交相利”的內容是：尊重人的地位和人身不受侵犯，尊重對方的財產年有權，不侵犯對方的財產年有權。墨子認為這種愛和利是相互的，“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從父，不愛無益之子”，愛也是有條件的，即以“利”為條件，我愛你，是為了你愛我；我利你，是為了你利我。如不能利我，就不能愛你、利你。 墨子所說的“義”，也就是“兼相愛交相利”，符合“兼相愛交相利”的就是“義”，違背“兼相愛交相利”的就是不義。這些都是侵犯人身，侵犯私有財產。他認為還有比以上罪行嚴重幾千萬倍的，這就是諸侯之間的侵凌攻伐兼併，更為不義。 二、墨子的“生財”思想，主張“其生財密，其用之節”，就是強本節用的思想。墨子講“力”，講“強”。“力”指幹活幹事情，主要指生產勞動；“強”即努力，提高勞動強度。墨子非常重視生產勞動，把生產勞動看成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墨子認為人與動物不同是因為人要從事生產活動。墨子認為“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這是說財用的足與不足，取決於勞動者的勞動，這也就是認為財富是勞動者的生產勞動創造的。 墨子重視生產勞動，也同情勞動者，關心勞動人民的疾苦。“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他主張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工，也不反對剝削制度，所以他認為君子“強聽治”，賤人才“強從事”，賤人才從事體力勞動。孔子認為君子不必親自耕種，只要學好統治人民的本領，好禮，好義、好信，自然有人“襁負其子而至”，從事耕種。墨子也是如此。孟子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其實，墨子的思想也與之差不多。墨子說：“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財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有智者則亂。” 儒家講天命，墨子強調個人的努力，強調“力”，強調“強”。墨子認為不論國家、個人，要想富都要靠勞動，即“強從事”。他認為“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兩個人“強必富，不強必貧”這種思想比起天命論來當然是進步的。墨子還認為人們生產勞動，創造財富，也是家庭和睦，社會安定的基礎。

　　墨子，名翟，戰國初期人。早年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後自立為墨家學派。墨家學派紀律嚴明，是一種宗教團體式的特殊私學。墨子認為人性如素絲，“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因而很重視環境和教育的作用。他的社會教育主張是“上說王公大人，次說匹夫徒步之士”。墨子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兼士”，併力圖把缺乏兼愛精神的“別士”改造成兼士。墨子的教育內容也與儒家有別。他講詩書而非禮樂，善守禦而重科技。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是“古之善者則述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也將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他說：“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並總結出一套德育原則和方法：一是義利結合。“萬事莫貴於義”，而利民、利天下就是最大的義。二是言行一致。“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三是強力而行。他認為“志不強者智不達”。四是合其志功而觀。主張將道德行為的動機與效果統一起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