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力”是古代民本思想的繼承。"民本”一詞最早出自《尚書·五子之歌》，原句是：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夏康之弟勸誡夏康而作的詩歌。意思是民眾是國家的根本，作為統治者要敬民、重民、愛民，認識到民眾的力量，自我約束，修善德行。慎重處理民事、國事。
這種“尚力”的思想由於與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局勢不符，以及封建社會的悄然來臨，所以沒有受到統治者的青睞。但一直是各朝各代用來穩定民心，鞏固統治的理論依據。
“尚力”是古代民本思想的繼承。"民本”一詞最早出自《尚書·五子之歌》，原句是：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夏康之弟勸誡夏康而作的詩歌。意思是民眾是國家的根本，作為統治者要敬民、重民、愛民，認識到民眾的力量，自我約束，修善德行。慎重處理民事、國事。
這種“尚力”的思想由於與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局勢不符，以及封建社會的悄然來臨，所以沒有受到統治者的青睞。但一直是各朝各代用來穩定民心，鞏固統治的理論依據。
“尚賢”主張出現的社會背景是，西周時期的世官（世襲世代為官）制，到西周晚期出現的薦舉屬下或家族兄弟子侄為官，再到春秋末期至於戰國出現的薦賢，墨子學說中的“尚賢”主張，正是在適應社會思想的變化和社會需要中提出的。墨子認為為政的目標有三：國家的富強；人民的眾多；刑政的安定。若達到這三個目標，國君就得“尚賢”。墨子認為尚賢有三個步驟：官無常貴，民無常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闢私怨。（《墨子•尚賢上》） 墨子舉古代聖王“尚賢”為據：“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是以賢者眾，而不賢者寡。此謂尚賢。”（《墨子·尚賢上》）為了達成尚賢的理想，墨子又提出了“尚同”的主張。《尚同上》篇記載，從最低層的百姓尚起，經過里長、鄉長、國君、天子，紛紛尚同，天子一同天下之義，才能把天下治理好，社會才能安定。墨子所提出的“尚同”，必須有“貴義”，從百姓到天子都以“義”為思想行為的準則，否則就不能稱為“尚同”。墨子為了實現尚同主張，將社會分成不同的階級，希望建立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政府組織，建設“兼相愛”的國家，進而發展為“天下太平”的世界。墨子針對以天子之是非為判斷是非標準的盲目服從的政治情況，提出了兩個措施：“民諫”與“天譴”。所謂“民諫”是指“上有過則規諫之”（《尚同上》），“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尚同中》）；在墨子構建的理想社會中，天子之下的各級長官都必須是絕對的賢者，如此上之不善而有待於民諫的情況就可以絕跡了。所謂“天譴”，《尚同中》記載，自天、天子以下直至百姓都得尚同。如果沒有達到尚同於天，就會遭到天的懲罰，降給人間災禍疾病。“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災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同乎天者也。”如果天子不仁，不能善治天下，天必禍之誅之。在《法儀篇》中舉堯舜、禹、湯、文、武因為兼愛天下，尊天事鬼，而受到天的福佑，被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服事之。至於暴虐之王夏桀、殷紂、周幽王、周厲王兼惡天下之百姓，侮辱鬼神，所以天降下災禍，使其失國身亡，為後世笑，子孫毀之。
墨子的尚同思想是高度的集權主義，實施自上而下的控制與有效管理。它要求一切統一於上級，從組織系統的領導關係到思想意識，都要絕對地統一於上級，服從於上級,絕對不許反其道而行之。墨子認為的上下級關係要貫徹最高層意志的組織系統與組織原則，用這樣的組織關係，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絕對領導與有效的逐級管理。人的行為受思想意識支配，沒有思想的統一，便不能有行動的一致，墨子主張"一同天下之義"，把天下人的思想統一起來。墨子認為尚同是行政管理之根本，只要為政者對人民"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導其前，明罰以率其後"，舉措適宜，就一定能統一全國上下的思想，實現民富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