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媒體時代，媒體的資訊獲得渠道比較單一，主要採用記者實地採訪編輯的稿件，有時電視或廣播也會轉播紙媒的報道。如現在一些衛視推出的讀報”類節目，對新聞報道進行再次加工編輯。但進入新媒體時代後，許多媒體慢慢養成了一種從網路或者網友爆料等渠道獲取資訊的習慣。
近日，北京交通大學實驗室發生爆炸後，作為掌握輿論導向的媒體新京報便釋出了不實報道，導致各位網友一時人心惶惶，隨後在網友的強烈譴責下，新京報刪了了關於北交大實驗室爆炸的相關不實報道。
作為一個媒體人，要時刻牢記自己肩負的神聖職責，嚴格行使公眾賦予的把關人”的權利，對於新聞素材和新聞線索進行仔細核查與確認。在這一新聞事件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媒體無疑直接或間接地充當了那些別有用心之人吸睛、提升社會曝光度、知名度的工具。刊登未經核驗的新聞資訊，短期內或許會為媒體帶來許多所謂的便利，但長此以往損傷的只能是廣大媒體自身的元氣。
2014年1月3日，河南蘭考人袁厲害家中發生火災，七名孩子喪生。袁厲害以收養遺棄孩童聞名，20多年來收養上百名棄嬰。去年9月，蘭考民政局曾表示，要妥善安置這些孤兒，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
一場還未知原因的火災，奪去了七個無辜的生命。早夭的生命再難復生，固讓人悲慟；但如果瞭解到他們生前“命若垃圾”的境遇，或許更讓人辛酸。
媒體之前已多次報道，袁厲害多年收養棄嬰，但條件和精力所限，這些孩子難以得到很好照料。他們在草墊子和髒被褥鋪就的床上睡覺玩耍，在爛蘋果、舊衣物、衛生棉、磚塊的包圍中掙扎求生，一些孩子因得不到醫療救治而病重死去，連名字都沒有……如今七名孩子火災中喪生，只不過是將這些被忽視、遮蔽的殘酷景觀，再度掀開了一角。
可以說，死於火災的這些棄兒，折射了中國草根慈善之痛。因為不管火災原因是什麼，袁厲害作為事實上的監護人，未盡到自身責任，難辭其咎。但將責任完全推給其個人，又讓人不忍。如果沒有她，這些孩子的命運，只怕會更加慘淡。我們已融入現代文明，但對棄嬰的收養，竟還處於如此原始自發的狀態，取決於“善人”“善心”，只管孩子溫飽延續生命，而快樂、安全的成長環境竟然成為遙不可及的夢。
要改變這種狀況，當地政府有責任。棄嬰收養，政府有監督服務之責。《收養法》規定，收養人應“有撫養教育被收養人的能力”。袁厲害20多年來，收養了那麼多孩子，她個人精力和不寬裕的經濟條件，根本難以擔負責任。當地民政部門對此也瞭然於心，但有無實質行動？
據悉，當地民政局只接收過袁厲害送交的5個棄嬰。根據民政局的表態，之所以沒接收其他孩子，是因他們被袁厲害養育數年，感情上難以割捨。表面上，民政局這是尊重當事人意願，實質有變相逃避責任之嫌。因為，當被收養的孩子沒能得到很好的照顧，甚至連基本安全都無法保障時，民政部門有義務進行幫扶或干預。
此外，類似的民間收養棄嬰的情況不僅發生在蘭考。近些年來，民間愛心人士大量收養棄嬰的新聞，時常現諸媒體。不少被收養的孩子同樣面臨疾病、營養不良、無人看管的窘境。儘管，近年來，民間慈善進步良多，但是，蘭考這個慘劇仍然提醒人們，我們這個社會仍然需要更多慈善的陽光。如何讓慈善救助更多的孩子，讓民間慈善更加專業而規範，仍然是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
棄嬰“命若垃圾”，是文明社會之恥。蘭考的這次火災敲響警鐘：政府部門、民間組織和社會力量，均應多一些作為，改變草根慈善的原始狀態，共同給孩子構築一個溫暖的巢穴。這些可憐的生命被親人所棄已是大不幸，不能再被社會所遺棄。
近日，湖南一家媒體派出一名記者，以流浪漢身份全程體驗救助站的生活。不料，該記者被送進長沙市救助站幾分鐘之後，即遭遇救助站工作人員的拷問和圍毆。死縛雙手，死摁雙腳，膝蓋頂頭部……隨後，這名記者在一份表格上填寫了“自願放棄救助”，並簽名、摁手印之後，才得以結束了這一次“恐怖救助”之旅。
昨日，長沙方面回應，記者被毆主要原因是當班醫生和保安懷疑對方鼓起的褲袋有危險品，檢查時遭遇強烈反抗，保安恐其傷害工作人員，將其控制。
長沙方面的回應似乎只是強調，這只是一個個案，而不是對待流浪人員的常規方式。然而，這樣的一面之詞，難以服眾。
僅僅是因為懷疑對方鼓起的褲袋有危險品，就可以強行檢查，將人綁縛起來毆打、並限制人身自由嗎？那麼，他們又該如何解釋，那位同時在救助站被縛雙腳的老年流浪者？又當如何解釋，讓記者在表格上填寫“自願放棄救助”？
長沙方面簡單的回應，並不能消除救助站暴力對待流浪者的印象。相反，倒是這篇暗訪報道，更讓公眾瞭解了一些地方“流浪漢不願去救助站”的真相。
一段時間以來，關於救助站的新聞不少，多個城市為何有人會凍死街頭，一些救助站為何不僅沒有成為流浪乞討人員暫時歇息的中轉之所，反而被視為人人避之不及的畏途。究其原因，從這篇報道中或許可見一斑。
《收容遣送辦法》雖在2003年就廢止了，但很多城市的救助站，依然沿襲了收容遣送的管制型思路，並沒有真正轉向公共服務。長沙救助站的暴虐或許只是極端個案，但這也提醒著一種現實的存在：孫志剛事件之後，打死人的制度廢了，但暴虐的現象還在。一些救助站並沒有將救助理解為一種政府必須提供的、可選擇的幫助。
制度改變了，但是，一些管制者的心態和理念並沒有改變。他們習慣於管制，而不喜歡服務，他們習慣了用拳頭對待流浪者等弱勢人群，而拒絕伸出手掌服務大眾。
在城市流浪乞討的人員應該受到尊重和善待，享有完整的公民權利。他們有接受救助的權利，也有不接受救助的權利；在接受救助的時候，他們的人身安全、人格尊嚴，也不能因為救助而被暫時擱置。每個人都不能被隨意侮辱或傷害，更何況是本應提供溫情的救助站？
要之，流浪者“恐怖救助”之旅如何終結？一方面，城市管理者需要認真對照法律法規的精神，反思自己的行為，必要的時候，有關部門還要嚴肅問責，以矯正相關工作人員的不當、甚至是違法行為；另一方面，也需要從城市鄉村的綜合治理出發，摒棄以往相沿成習的管制思路，以開放的視野看待城市裡的流浪乞討現象，並從根本上著力消除貧困，以減少流浪乞討現象。當然，對於一小部分習慣流浪乞討的人員而言，尊重並善待也並非不可以。
就此事而言，還需有關部門介入調查，還原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