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土壤汙染咋成了“國家秘密”？

　　據《法制日報》報道，2月24日，北京律師董正偉收到了環保部的政府資訊公開告知書。令他失望的是，對於他所提出的請求環保部公開“全國土壤汙染狀況調查方法和資料資訊”的申請，環保部以“國家秘密”為由拒絕公開。

　　媒體沒有披露環保部門依據什麼標準，來認定全國土壤汙染狀況屬於“國家秘密”。《政府資訊公開條例》規定的是“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國家秘密”就是一個例外。確屬“國家秘密”的不應公開，對那些可能危及國家核心利益的“國家秘密”更不能公開。

　　但“國家秘密”也不能是個“筐”，什麼都可往裡裝。在制度層面，還有一部《保守國家秘密法》及其實施細則，裡面詳細規定了國家秘密的範圍和密級。政府部門以“國家秘密”為由拒絕公開有關資訊，理當提出具體的認定依據。

　　任由政府部門解釋“國家秘密”，不但會傷害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也同樣會傷害國家的保密制度。因《保守國家秘密法》並不排斥政府資訊公開，相反，在該法第4條還明確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公開的事項，應當依法公開。

　　具體到土壤汙染狀況，資訊關乎每位公民的切身利益，公眾擁有知情權。據媒體報道，自2004年以來，毒地開發引發的急性中毒事件頻頻曝光。如2006年7月，位於蘇州南環路附近郭巷的一家化工企業搬遷後，留下20畝毒地，導致六名築路工人在挖土時昏迷。若有一張詳盡的全國土壤汙染狀況地圖，類似的悲劇將大大減少。而且，國務院今年曾有“未治理毒地不能建住宅”的規定，只有土地汙染資訊的全面及時釋出，民眾才能監督這一規定是否落到實處。

　　除了類似“毒地”之外，土壤汙染還在更多層面威脅著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比如，很多被重金屬汙染的土地仍在生產稻米等農作物，土壤汙染透過農作物種植以及食品傳播，對更大範圍的民眾造成了健康損害。如果說化工企業搬遷遺留的“毒地”，周邊民眾還能有所警覺，那些由大氣、水體向土壤轉移的重金屬汙染，“潛伏”更深，離不開政府部門的監控和資訊釋出。這些直接影響民眾生存健康的汙染資訊，不應該全歸類於“國家秘密”。

　　從另一角度看，“全國土壤汙染狀況調查方法和資料資訊”是基於一場耗資巨大的摸底調查。花費了納稅人如此龐大的一筆調查資金，卻不公佈最終的調查結果，如何能取信於民？希望有關部門嚴格按照相關法律，對民眾的訴求做出更明晰的回應。真正的“國家秘密”不公開，民眾能理解，但將土壤汙染資訊也列入“國家秘密”，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還是希望有關部門回應民眾關切，依法公開土壤汙染資訊。

　　2014年1月3日，河南蘭考人袁厲害家中發生火災，七名孩子喪生。袁厲害以收養遺棄孩童聞名，20多年來收養上百名棄嬰。去年9月，蘭考民政局曾表示，要妥善安置這些孤兒，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

　　一場還未知原因的火災，奪去了七個無辜的生命。早夭的生命再難復生，固讓人悲慟；但如果瞭解到他們生前“命若垃圾”的境遇，或許更讓人辛酸。

　　媒體之前已多次報道，袁厲害多年收養棄嬰，但條件和精力所限，這些孩子難以得到很好照料。他們在草墊子和髒被褥鋪就的床上睡覺玩耍，在爛蘋果、舊衣物、衛生棉、磚塊的包圍中掙扎求生，一些孩子因得不到醫療救治而病重死去，連名字都沒有……如今七名孩子火災中喪生，只不過是將這些被忽視、遮蔽的殘酷景觀，再度掀開了一角。

　　可以說，死於火災的這些棄兒，折射了中國草根慈善之痛。因為不管火災原因是什麼，袁厲害作為事實上的監護人，未盡到自身責任，難辭其咎。但將責任完全推給其個人，又讓人不忍。如果沒有她，這些孩子的命運，只怕會更加慘淡。我們已融入現代文明，但對棄嬰的收養，竟還處於如此原始自發的狀態，取決於“善人”“善心”，只管孩子溫飽延續生命，而快樂、安全的成長環境竟然成為遙不可及的夢。

　　要改變這種狀況，當地政府有責任。棄嬰收養，政府有監督服務之責。《收養法》規定，收養人應“有撫養教育被收養人的能力”。袁厲害20多年來，收養了那麼多孩子，她個人精力和不寬裕的經濟條件，根本難以擔負責任。當地民政部門對此也瞭然於心，但有無實質行動？

　　據悉，當地民政局只接收過袁厲害送交的5個棄嬰。根據民政局的表態，之所以沒接收其他孩子，是因他們被袁厲害養育數年，感情上難以割捨。表面上，民政局這是尊重當事人意願，實質有變相逃避責任之嫌。因為，當被收養的孩子沒能得到很好的照顧，甚至連基本安全都無法保障時，民政部門有義務進行幫扶或干預。

　　此外，類似的民間收養棄嬰的情況不僅發生在蘭考。近些年來，民間愛心人士大量收養棄嬰的新聞，時常現諸媒體。不少被收養的孩子同樣面臨疾病、營養不良、無人看管的窘境。儘管，近年來，民間慈善進步良多，但是，蘭考這個慘劇仍然提醒人們，我們這個社會仍然需要更多慈善的陽光。如何讓慈善救助更多的孩子，讓民間慈善更加專業而規範，仍然是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

　　棄嬰“命若垃圾”，是文明社會之恥。蘭考的這次火災敲響警鐘：政府部門、民間組織和社會力量，均應多一些作為，改變草根慈善的原始狀態，共同給孩子構築一個溫暖的巢穴。這些可憐的生命被親人所棄已是大不幸，不能再被社會所遺棄。

　　 近日，湖南一家媒體派出一名記者，以流浪漢身份全程體驗救助站的生活。不料，該記者被送進長沙市救助站幾分鐘之後，即遭遇救助站工作人員的拷問和圍毆。死縛雙手，死摁雙腳，膝蓋頂頭部……隨後，這名記者在一份表格上填寫了“自願放棄救助”，並簽名、摁手印之後，才得以結束了這一次“恐怖救助”之旅。

　　昨日，長沙方面回應，記者被毆主要原因是當班醫生和保安懷疑對方鼓起的褲袋有危險品，檢查時遭遇強烈反抗，保安恐其傷害工作人員，將其控制。

　　長沙方面的回應似乎只是強調，這只是一個個案，而不是對待流浪人員的常規方式。然而，這樣的一面之詞，難以服眾。

　　僅僅是因為懷疑對方鼓起的褲袋有危險品，就可以強行檢查，將人綁縛起來毆打、並限制人身自由嗎？那麼，他們又該如何解釋，那位同時在救助站被縛雙腳的老年流浪者？又當如何解釋，讓記者在表格上填寫“自願放棄救助”？

　　長沙方面簡單的回應，並不能消除救助站暴力對待流浪者的印象。相反，倒是這篇暗訪報道，更讓公眾瞭解了一些地方“流浪漢不願去救助站”的真相。

　　一段時間以來，關於救助站的新聞不少，多個城市為何有人會凍死街頭，一些救助站為何不僅沒有成為流浪乞討人員暫時歇息的中轉之所，反而被視為人人避之不及的畏途。究其原因，從這篇報道中或許可見一斑。

　　《收容遣送辦法》雖在2003年就廢止了，但很多城市的救助站，依然沿襲了收容遣送的管制型思路，並沒有真正轉向公共服務。長沙救助站的暴虐或許只是極端個案，但這也提醒著一種現實的存在：孫志剛事件之後，打死人的制度廢了，但暴虐的現象還在。一些救助站並沒有將救助理解為一種政府必須提供的、可選擇的幫助。

　　制度改變了，但是，一些管制者的心態和理念並沒有改變。他們習慣於管制，而不喜歡服務，他們習慣了用拳頭對待流浪者等弱勢人群，而拒絕伸出手掌服務大眾。

　　在城市流浪乞討的人員應該受到尊重和善待，享有完整的公民權利。他們有接受救助的權利，也有不接受救助的權利；在接受救助的時候，他們的人身安全、人格尊嚴，也不能因為救助而被暫時擱置。每個人都不能被隨意侮辱或傷害，更何況是本應提供溫情的救助站？

　　要之，流浪者“恐怖救助”之旅如何終結？一方面，城市管理者需要認真對照法律法規的精神，反思自己的行為，必要的時候，有關部門還要嚴肅問責，以矯正相關工作人員的不當、甚至是違法行為；另一方面，也需要從城市鄉村的綜合治理出發，摒棄以往相沿成習的管制思路，以開放的視野看待城市裡的流浪乞討現象，並從根本上著力消除貧困，以減少流浪乞討現象。當然，對於一小部分習慣流浪乞討的人員而言，尊重並善待也並非不可以。

　　就此事而言，還需有關部門介入調查，還原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