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景區人滿為患為何不預警？

　　長城的人海

　　雙節長假，全國各知名景區再次出現天量客流，陝西華山大批遊客滯留山頂，普陀山出現遊客滯留，西湖、黃山、九寨溝、三亞……無不出現客流井噴，看景成了看人，遊客怨聲載道。不過，雖然這些景區均創下或者逼近歷史最高接待量，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但迄今為止，罕有景區主動釋出客流預警，以分流遊客。

　　景區為何不及時預警？專家一語道破天機，“對於提前預警，還是一個難題。景區怕影響客流量和收益一般不會做。”

　　長假制度改革以後，7天長假只有國慶和春節，而春節是閤家團圓的節日，加之又處寒冬，大多景點遊客稀少，因此國慶長假無疑是“含金量”最高的假期，更不用說今年少見的8天假期了，各大景區哪肯放棄這難得的吸金機會，因此，遊客再多，它們也咬牙扛著。

　　不過景區雖賺了個盆滿缽滿，卻把成本和風險推給了遊客。人滿為患之下，景區的服務質量根本無法保證，景區休閒、飲食等消費藉機暴漲，遊客花了比平時高出許多倍的價錢，得到的卻是劣質的服務。遊客的安全也無法保障，就像華山，大批遊客擠在險峻的山頂，晚上山裡沒路燈，氣溫又低，很容易出安全事故。事實上，此前因遊覽人流擁擠而造成死傷事故，不在少數。

　　而且，景區管理者掙了錢，景區環境卻受了傷。對於許多重要自然和文化遺產而言，大量遊客湧入將給古樹、文物等環境設施帶來破壞，甚至眾多遊客撥出的二氧化碳，也將對文物保護造成一定影響。

　　年年長假景區人滿為患，景區背棄自身管理責任，無度追逐經濟利益，為何無人糾正和問責？景區客流超容預警，為何總是難以啟動？

　　關於景區客流超容預警，雖然在一些官方說法和檔案中屢屢被提及，但實際上，它至今未形成規範的制度。景區不得超過景區主管部門核定的最大承載量接待旅遊者，此規定還寫於《旅遊法（草案）》，2009年《旅遊者安全保障辦法（初稿）》公開徵求意見時，曾提出建立藍、黃、橙、紅四色旅遊安全預警機制，但該辦法至今未見出臺。

　　景區客流超容預警的無法可依，造成了預警啟動的高門檻。近日，曲阜一位政府工作人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表示，“即便遊客高峰時需暫停售票，也必須由市裡主要領導來決定，這是一個複雜工程”。

　　景區客流超容預警，立法不能再遲滯。有關部門應根據全國各個景區的最大客流接待量，確定預警的啟動門檻；同時明確預警的釋出單位，比如國家和各地的假日辦；拓寬預警的釋出渠道，從電子顯示屏、路牌、高速服務區公告到廣播電視、手機簡訊、微博等等；明確對不及時預警行為的追究，強化地方政府的責任。

　　10月2日，國家旅遊局副局長、全國旅遊假日辦主任祝善忠在泰山景區看到了客流超高的情況，強調假日旅遊應該堅持安全第一。旅遊安全，靠景區和地方政府的責任心，更要靠制度的保障，但願難產的旅遊安全預警，能早日成為現實。

　　2014年1月3日，河南蘭考人袁厲害家中發生火災，七名孩子喪生。袁厲害以收養遺棄孩童聞名，20多年來收養上百名棄嬰。去年9月，蘭考民政局曾表示，要妥善安置這些孤兒，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

　　一場還未知原因的火災，奪去了七個無辜的生命。早夭的生命再難復生，固讓人悲慟；但如果瞭解到他們生前“命若垃圾”的境遇，或許更讓人辛酸。

　　媒體之前已多次報道，袁厲害多年收養棄嬰，但條件和精力所限，這些孩子難以得到很好照料。他們在草墊子和髒被褥鋪就的床上睡覺玩耍，在爛蘋果、舊衣物、衛生棉、磚塊的包圍中掙扎求生，一些孩子因得不到醫療救治而病重死去，連名字都沒有……如今七名孩子火災中喪生，只不過是將這些被忽視、遮蔽的殘酷景觀，再度掀開了一角。

　　可以說，死於火災的這些棄兒，折射了中國草根慈善之痛。因為不管火災原因是什麼，袁厲害作為事實上的監護人，未盡到自身責任，難辭其咎。但將責任完全推給其個人，又讓人不忍。如果沒有她，這些孩子的命運，只怕會更加慘淡。我們已融入現代文明，但對棄嬰的收養，竟還處於如此原始自發的狀態，取決於“善人”“善心”，只管孩子溫飽延續生命，而快樂、安全的成長環境竟然成為遙不可及的夢。

　　要改變這種狀況，當地政府有責任。棄嬰收養，政府有監督服務之責。《收養法》規定，收養人應“有撫養教育被收養人的能力”。袁厲害20多年來，收養了那麼多孩子，她個人精力和不寬裕的經濟條件，根本難以擔負責任。當地民政部門對此也瞭然於心，但有無實質行動？

　　據悉，當地民政局只接收過袁厲害送交的5個棄嬰。根據民政局的表態，之所以沒接收其他孩子，是因他們被袁厲害養育數年，感情上難以割捨。表面上，民政局這是尊重當事人意願，實質有變相逃避責任之嫌。因為，當被收養的孩子沒能得到很好的照顧，甚至連基本安全都無法保障時，民政部門有義務進行幫扶或干預。

　　此外，類似的民間收養棄嬰的情況不僅發生在蘭考。近些年來，民間愛心人士大量收養棄嬰的新聞，時常現諸媒體。不少被收養的孩子同樣面臨疾病、營養不良、無人看管的窘境。儘管，近年來，民間慈善進步良多，但是，蘭考這個慘劇仍然提醒人們，我們這個社會仍然需要更多慈善的陽光。如何讓慈善救助更多的孩子，讓民間慈善更加專業而規範，仍然是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

　　棄嬰“命若垃圾”，是文明社會之恥。蘭考的這次火災敲響警鐘：政府部門、民間組織和社會力量，均應多一些作為，改變草根慈善的原始狀態，共同給孩子構築一個溫暖的巢穴。這些可憐的生命被親人所棄已是大不幸，不能再被社會所遺棄。

　　 近日，湖南一家媒體派出一名記者，以流浪漢身份全程體驗救助站的生活。不料，該記者被送進長沙市救助站幾分鐘之後，即遭遇救助站工作人員的拷問和圍毆。死縛雙手，死摁雙腳，膝蓋頂頭部……隨後，這名記者在一份表格上填寫了“自願放棄救助”，並簽名、摁手印之後，才得以結束了這一次“恐怖救助”之旅。

　　昨日，長沙方面回應，記者被毆主要原因是當班醫生和保安懷疑對方鼓起的褲袋有危險品，檢查時遭遇強烈反抗，保安恐其傷害工作人員，將其控制。

　　長沙方面的回應似乎只是強調，這只是一個個案，而不是對待流浪人員的常規方式。然而，這樣的一面之詞，難以服眾。

　　僅僅是因為懷疑對方鼓起的褲袋有危險品，就可以強行檢查，將人綁縛起來毆打、並限制人身自由嗎？那麼，他們又該如何解釋，那位同時在救助站被縛雙腳的老年流浪者？又當如何解釋，讓記者在表格上填寫“自願放棄救助”？

　　長沙方面簡單的回應，並不能消除救助站暴力對待流浪者的印象。相反，倒是這篇暗訪報道，更讓公眾瞭解了一些地方“流浪漢不願去救助站”的真相。

　　一段時間以來，關於救助站的新聞不少，多個城市為何有人會凍死街頭，一些救助站為何不僅沒有成為流浪乞討人員暫時歇息的中轉之所，反而被視為人人避之不及的畏途。究其原因，從這篇報道中或許可見一斑。

　　《收容遣送辦法》雖在2003年就廢止了，但很多城市的救助站，依然沿襲了收容遣送的管制型思路，並沒有真正轉向公共服務。長沙救助站的暴虐或許只是極端個案，但這也提醒著一種現實的存在：孫志剛事件之後，打死人的制度廢了，但暴虐的現象還在。一些救助站並沒有將救助理解為一種政府必須提供的、可選擇的幫助。

　　制度改變了，但是，一些管制者的心態和理念並沒有改變。他們習慣於管制，而不喜歡服務，他們習慣了用拳頭對待流浪者等弱勢人群，而拒絕伸出手掌服務大眾。

　　在城市流浪乞討的人員應該受到尊重和善待，享有完整的公民權利。他們有接受救助的權利，也有不接受救助的權利；在接受救助的時候，他們的人身安全、人格尊嚴，也不能因為救助而被暫時擱置。每個人都不能被隨意侮辱或傷害，更何況是本應提供溫情的救助站？

　　要之，流浪者“恐怖救助”之旅如何終結？一方面，城市管理者需要認真對照法律法規的精神，反思自己的行為，必要的時候，有關部門還要嚴肅問責，以矯正相關工作人員的不當、甚至是違法行為；另一方面，也需要從城市鄉村的綜合治理出發，摒棄以往相沿成習的管制思路，以開放的視野看待城市裡的流浪乞討現象，並從根本上著力消除貧困，以減少流浪乞討現象。當然，對於一小部分習慣流浪乞討的人員而言，尊重並善待也並非不可以。

　　就此事而言，還需有關部門介入調查，還原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