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雲：中國學生為何不會提問？

　　曾經去過某個沙龍，邀請了的某個日本作家，與他對話的也是國內某知名網站的總編輯，討論的主題是“中日國民教育、公民意識與價值建構”。在對話結束之後照例有互動問答。每到這時候，我總能看到現場有一陣很長時間的沉默，氣氛也有點尷尬。

　　終於，有一位男生提問，他用了10分鐘發表自己對這場沙龍的看法，在主持人忍不住要求他“說出你的問題”時，他繼續用了5分鐘談“我感覺”怎樣怎樣，主辦方實在看不下去，只得強行制止他的“我感覺”。

　　這次活動的觀眾有很多在校大學生，提問的也大多是學生，一位“中財”（中央財經）的男生也用了大部分時間表達自己對講座的看法，並連著丟擲好幾個問題，讓嘉賓不知回答哪個好。

　　這些現象暴露了中國學生不會提問。要麼說了半天都沒提出自己的問題，而是忙著表達自己的看法。要麼一下子丟擲太多問題，讓人不知所措。要麼隨心所欲，別人回答不了。

　　同樣的情況在各國元首中國演講時，也時有發生。中國學生經常提出讓人哭笑不得的問題。比如2010年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北京大學演講並回答提問，北大學生的第一個問題是：“作為英國的領導人，您能從中國模式中學到什麼？”

　　閭丘露薇也經常去高校演講，她很奇怪學生為什麼不問她新聞專業方面的問題，而總是問“如何才 能成功的”、“你是怎樣做職業規劃的？”、“你成功主要靠什麼？”這種問題，還有像“什麼是感受最深的一次？”、“是什麼力量驅使你去伊拉克的？”等，這 些都是閭丘不喜歡的問題。因為它們沒有意義，也沒有答案。

　　不會提問，說到底是教育出現了問題。我們從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中，沒有人告訴我們該怎麼去提問。我們只是一味的接受大量的知識，至於是否消化無人理會。

　　中國的課堂總是比較規矩。記得上小學時，老師甚至都不允許上課喝水，小朋友只能忍著。當然， 現在已經好很多，至少上課喝水不是問題了。但課堂仍是老師在說，學生在聽。老師似乎不需要學生的反饋，學生好像也不覺得有提問的必要。即使到了所謂自由的 大學課堂，亦是如此。有的老師想來點創新，於是鼓勵學生提問，卻發現提出的問題讓人實在不敢恭維。

　　本質上，中國人傾向於認為教育就是一種單向的傳播，老師高高在上，用知識和年齡的優越感俯視學生。學生和老師之間有隔膜，沒法真正進行交流。“不會提問”是中國教育中不可忽視的一個問題。

　　高等教育的問題很多也很雜，絕不是簡單的去行政化什麼就能解決的。而去行政化也說了這麼多年，不見改善倒越來越“官本位”。諸如此類，我們是否也該對這些提問了呢？

　　中國文學為何不能從大事件中崛起？

　　《中國文情報告(2008-2009)》近日出爐。 報告 的主編、文學評論家白燁不無肉麻地說，2008年中國的文學創作，可以用收穫平實、樣態豐盈來概括。同是文學評論家的彭學明要老實一點，他說，2008年的中國長篇小說，多是老弱病殘。彭學明的這句話也可概括整個2008年的中國文學。

　　2008年，中國發生了諸多慘痛或隆重的大事件：汶川5 12大地震、北京08奧運 此外，還有改革開放30週年紀念。但大事件並未孕育大作品。回顧2008年，反倒是一些另類的 偉大作品 給人印象深刻，如王兆山的 縱做鬼，也幸福 ，以及餘秋雨的 含淚勸告災民 。

　　在我看來，中國當代文學不能從大事件中崛起的表徵，可一字概之曰：隔。文學家就像甲型H1N1流感患者，被隔離在病房，無法觀察屋外的世界，並與之共鳴、共振。

　　然而，中國傳統文學裡，實際上一直有緊貼時代，從近事中取材的傳統，由此獲得充沛的生命力。從詩經、楚辭到庾賦、杜詩、韓文、關劇、明清小說，莫不如是。抵至民國，自梁啟超掀起政論高潮後，雜文時評盛極一時，報人張季鸞，雜文家魯迅，就是個中翹楚。而其時緊貼時代的文學同樣強大，老舍的《四世同堂》，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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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城的人海

　　雙節長假，全國各知名景區再次出現天量客流，陝西華山大批遊客滯留山頂，普陀山出現遊客滯留，西湖、黃山、九寨溝、三亞……無不出現客流井噴，看景成了看人，遊客怨聲載道。不過，雖然這些景區均創下或者逼近歷史最高接待量，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但迄今為止，罕有景區主動釋出客流預警，以分流遊客。

　　景區為何不及時預警？專家一語道破天機，“對於提前預警，還是一個難題。景區怕影響客流量和收益一般不會做。”

　　長假制度改革以後，7天長假只有國慶和春節，而春節是閤家團圓的節日，加之又處寒冬，大多景點遊客稀少，因此國慶長假無疑是“含金量”最高的假期，更不用說今年少見的8天假期了，各大景區哪肯放棄這難得的吸金機會，因此，遊客再多，它們也咬牙扛著。

　　不過景區雖賺了個盆滿缽滿，卻把成本和風險推給了遊客。人滿為患之下，景區的服務質量根本無法保證，景區休閒、飲食等消費藉機暴漲，遊客花了比平時高出許多倍的價錢，得到的卻是劣質的服務。遊客的安全也無法保障，就像華山，大批遊客擠在險峻的山頂，晚上山裡沒路燈，氣溫又低，很容易出安全事故。事實上，此前因遊覽人流擁擠而造成死傷事故，不在少數。

　　而且，景區管理者掙了錢，景區環境卻受了傷。對於許多重要自然和文化遺產而言，大量遊客湧入將給古樹、文物等環境設施帶來破壞，甚至眾多遊客撥出的二氧化碳，也將對文物保護造成一定影響。

　　年年長假景區人滿為患，景區背棄自身管理責任，無度追逐經濟利益，為何無人糾正和問責？景區客流超容預警，為何總是難以啟動？

　　關於景區客流超容預警，雖然在一些官方說法和檔案中屢屢被提及，但實際上，它至今未形成規範的制度。景區不得超過景區主管部門核定的最大承載量接待旅遊者，此規定還寫於《旅遊法（草案）》，2009年《旅遊者安全保障辦法（初稿）》公開徵求意見時，曾提出建立藍、黃、橙、紅四色旅遊安全預警機制，但該辦法至今未見出臺。

　　景區客流超容預警的無法可依，造成了預警啟動的高門檻。近日，曲阜一位政府工作人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表示，“即便遊客高峰時需暫停售票，也必須由市裡主要領導來決定，這是一個複雜工程”。

　　景區客流超容預警，立法不能再遲滯。有關部門應根據全國各個景區的最大客流接待量，確定預警的啟動門檻；同時明確預警的釋出單位，比如國家和各地的假日辦；拓寬預警的釋出渠道，從電子顯示屏、路牌、高速服務區公告到廣播電視、手機簡訊、微博等等；明確對不及時預警行為的追究，強化地方政府的責任。

　　10月2日，國家旅遊局副局長、全國旅遊假日辦主任祝善忠在泰山景區看到了客流超高的情況，強調假日旅遊應該堅持安全第一。旅遊安全，靠景區和地方政府的責任心，更要靠制度的保障，但願難產的旅遊安全預警，能早日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