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經濟思想

　　孔子的經濟思想和主張，是透過回答：為什麼會有貧富的不同，以及富的程度的不同，這種貧富差別是否合理，這種貧富差別的存在有什麼後果，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等等，來體現的。孔子的經濟思想和主張，具體表現在幾個層面：一、孔子經濟主張的出發點：人具有追求物質財富的慾望。孔子是中國第一個創立學派的大學者、大思想家。他創立的儒家學派對中國古代有重大影響，對中國近代，直至當前仍有不可忽略的影響。儒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思想對後世影響較大的主要是以仁、禮為主要內容的倫理思想，以德治和舉賢才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思想，內容豐富的教育思想。他的思想核心是仁，而其經濟思想是他的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一部分。 孔子繼承了西周以來形成的觀點，認為人們都有追求物質財富的慾望。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在孔子看來，人不僅要吃要穿，以維持生活，而且要求富貴，具有求富求貴的慾望。不管什麼人都有求富的慾望，因此，可以看到人性是差不多的。人們都在追求財富，但是追求的結果是不同的。有人追求到了既富且貴，但是，更多的人追求不到富貴，而是貧且賤。因此，就出現了貧富問題。富者中也有程度的不同。孔子如何對待這些問題呢？他的經濟思想就由此展開，認為人具有追求物質財富的慾望這一判斷，就成為孔子經濟主張的出發點。二、調節人們物質利益關係的道德原則——“見利思義”。孔子認為人們的求利行為要受到道德的約束，這種約束人們求利行為的道德就是“義”。孔子在這方面的基本主張是“見利思義”。這就是說，在孔子看來，不是不能求利，而是要要考慮求利的行為，是否符合義，求利要受到義的約束，如果求利的行為不受任何約束，就會給個人、社會和統治者帶來禍害災難。 孔子所講的義、利的內容是什麼呢？“利”就是利益、好處，利與義相對而言。《禮記 中庸》：“義者，宜也”也就是合理、適宜。《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在本質；義，人作為人所應走的路，也就是人的行為準則。孔子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君子以義為原則，依禮而行。從上可見，義是人內在的仁的體現，也即符合仁的要求的行為，把這種行為規範化，而制定的禮儀制度，就是禮。人的行為符合了禮，也就符合仁義，從而產生利。 對於取得富貴的方式，孔子沒有系統的講述。但是，有兩種方式，他是認可的，一個是“學而優則仕”；另一個是經商致富。三、調節人們物質利益關係的政策主張——惠民、富民。孔子雖然強呼叫義來約束人們的求利行為，但他同時認為，用“義”來規範人們的行為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所以，在提倡調節人們物質利益關係的道德原則——“見利思義”的同時，又提出調節人們物質利益的政策主張——惠民、富民。這種主張主要是使民能夠透過正常的活動求得一定的“利”，與此同時，限制統治者對民的過度征斂，以使民能保留一定的財富，以適當滿足其慾望。 孔子關於惠民、富民的政策主張，可以歸納為兩條：一是使民增加收入，二是使民減少開支。具體主張可以認為是：對百姓的求利放寬政策，主張“惠而不費”：有利於富民的財政政策：節用，“斂從其薄”和“使民以時”的賦稅政策四、孔子的經濟思想還有“不患寡而患不均”。

　　韓非子的經濟思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歸正：一、韓非的歷史觀和社會觀。韓非認為人類社會是不斷變化的，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他把人類社會的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今世四個階段。“當今之世”與過去相比，有什麼變化呢？韓非認為人類社會發展到戰國，最大的變化就是從“民不爭”，發展到“民爭”。他說：“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當今之世”是一個“爭”的社會、“爭於氣力”的社會。“當今之世”的爭，是如何產生的？為什麼要爭？韓非是用人口和財富的關係來解釋的。他說：“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而當今則不同，“今人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末死而有二十五孫。最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韓非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講人口過剩的學者。他認為人口多，財物寡，是社會動亂的原因。他認為人的數量越來越增長，而生活資料的生產愈來愈不能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事力勞而供養薄”，不是說勞動強度增大了，而是人均獲取的生活物資比上古時期少了。韓非從人口和財富的關係來分析人類社會的變化，也就是從人們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尋找社會變化的原因，而沒有從“天”、“聖人”、道德等方面去尋找原因，這在兩千多年前也是一種新的探索，是一個進步。韓非認為在這個“爭於氣力“的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是“好利惡害”、“喜利畏罪”、“挾自為心”的。上自君主，下至庶民百姓都是一樣的，為了利，人們互相爭奪，互相利用；為別人服務，為別人效勞，也是出於“自為心”，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在此情況下，人與人的關係是利害關係，君臣、父子、夫婦，都是互相利用，互相計算的。二、韓非的經濟政策主張。韓非認為“當今爭於氣力”，所以要解決兼併諸候實現統一，就要加強“氣力”。韓非的經濟政策主張都是為了增強自己的“氣力”，增強國家的實力。韓非也講耕戰，就是商鞅講的農戰。韓非的耕戰論是商鞅農戰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韓非認為“富國以農，距敵恃卒”，即耕戰可以使國家富強。韓非對發展農業是有信心的，他繼承了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產，增加收入，主要在於人的努力，“人多，皆人為也”。對實現“人多”的具體措施，他提出：第一，要撐握好天時。第二，要勤勞。第三，要懂得農業，畜牧業的生產知識。第四，運用先進的生產、運輸工具，提高勞動生產率。 韓非認為推行耕戰必須勱行法治，“顯耕戰之士”。在韓非看來，國勢強弱不在於土地和人口的多少，而在於是否勱行法治，是否賞罰分明。實行法治，“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緻賞”，使從事耕戰的人得到富貴，受到尊顯，這樣才能搞好耕戰，富國強兵，這是“帝王之政”。為了激勱人們“急作”，發展農業，韓非反對用向富人徵的稅來資助貧者。 韓非還認為耕戰政策所以收效不夠大，就是因為耕戰以外的其他行業“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尊”。他列舉了無益於耕戰的五種人，“學者”，“言談者”、“帶劍者”、“患御者”、“商工之民”，稱這五種人為“五蠹 ”，他說：“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變勿怪矣！”

　　老子的經濟思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歸正：一、老子的無為與無慾。《老子》把“道”看做宇宙的本源，提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謂“道法自然”，就是說“道”以其內在的原因存在和執行，不靠外力的推動。把“道法自然”的觀點運用於人類社會，運用於人的行為，就是“無為”。《老子》認為，當時的世道是很壞的，原因是統治者違背了“無為”的原則，強作妄為，這是“有為”的結果。 《老子》認為人世間的壞事是“有為”造成的，解決的辦法就是“無為”，“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但是，“無為”並非無所為，只是以順乎自然的態度來行事，謹慎行事，反對強作妄為。《老子》中也講“為”，“為而不恃”，“為而不爭”，這種思想用在治理國家上，他主張“治大國若烹小鮮”。在《老子》的思想體系中，“無為”是和無慾緊密聯絡在的。這是說如果諸侯王能夠保有無為的“道”，萬物就會自然而然地生長變化，在生長變化中，貪慾產生了，這就是需要抑制它，抑制了它，就會不起貪慾。不起貪慾，而又歸於安靜，天下自然就走上正路。我們可以看出，在《老子》看來，貪慾是在“無為”中自化出來的，貪慾是自然而然地產生的。但是對貪慾不能放任，要“鎮之以無名之樸”，抑制它，使之不欲，才能使天下走上正路。 “無為”要和不欲結合起來，才能使“天下將自正”。 貪慾是如何產生的？在《老子》看來，社會上的壞事都是由於生產出精美的物品引起的，這是由於精美的物品引起了人們的慾望，從而引起了人們幹壞事的衝動。不僅如此，精美的物品還會損傷人的身體。如何解決貪慾？在《老子》看來，只有譭棄了物質文明，社會才能安定。不僅如此，精神文明也要譭棄，“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學無憂”，棄絕了文化道德，人們才能得利，才能孝慈，才能免於憂患。 為此《老子》提出了“無慾”。《老子》說：“聖欲不欲”，聖子的慾望就是不欲。所謂無慾，首先就不能奢侈，所以要“去奢”、“去泰”，當然也不是取消人的一切慾望，人的生存慾望還是要滿足的。 《老子》不僅要人們無慾，還要人們無知。《老子》提出：“絕聖棄智”，“絕學無憂。”《老子》之所以主張無知，是因為《老子》認為人們“智多”會難於治理，防礙實行無為。為了實行無為，使人們無慾，需要人們無知，需要“將以愚之”，實行愚民政策。二、老子的理想社會。在《老子》看來，實行無為，使老百姓無知、無慾，就可以把社會治理好。“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這種“自化”、“自正”、“自富”、“自樸”、而又“無不治”的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呢？這就是《老子》中提出的“小國寡民”的現想社會。這個理想社會就是：“小國寡民。使用什佰之器而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用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