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敬偉：假論文隱喻的中國學界悲哀

　　近日，《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刊登了一篇撤稿宣告，宣告“最古老的獵豹可能來自中國”這一說法不再成立。

　　最古老的獵豹不來自中國，不過宣告了古生物學的事實。但是隱蔽在這個事實背後的資訊卻相當的 耐人尋味。據悉，發出撤稿宣告的是上海科技館研究人員黃驥，他宣告撤回的論文名為《一種上新世晚期的獵豹，並論獵豹的系統演化》，這篇論文最早出現在 2008年12月29日《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網站上，2009年1月13日刊載在紙版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黃驥是該文的第二作者，第一作者是丹 麥研究者梅·克里斯琴森，目前是丹麥奧爾堡動物眼首席動物學家。

　　論文發而又撤，就學者本人的學術品質而言，一是說明發文之前的學術浮躁，二是撤稿後的學術反 思，但是在這二者之間，卻也蘊含著更多的公眾評判空間。《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可不像中國核心期刊，在網路上濫發徵稿資訊，被人嘲弄為有錢就能發有奶就是 娘。它是一份享有全球聲譽的嚴謹學術雜誌，在對每篇論文發刊前，都會安排資深而且是簽有保密協議的學術記者予以報道。

　　由於牽涉到中國作者黃驥，且其論文所屬的化石來自甘肅臨夏盆地，《美國地理》專門採訪了中國 專家鄧濤。鄧不僅是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還是臨夏盆地古脊椎動物研究知名專家。更關鍵的是，黃驥在論文中也引用了鄧的觀點。鄧濤一看就 知道所謂的中國獵豹化石是拼湊的。他雖把自己的觀點透過傳遞給《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但由於刊發期臨近，雜誌方不可能撤稿了。

　　就這樣，一篇由假化石作為申論基礎的論文開始在學術界傳播開來。如果說論文刊發之後，中國作 者黃驥接納鄧濤的批評而撤稿，還屬於亡羊補牢。諷刺的是，黃鄧兩人還較上了勁，在《科學》雜誌上，兩人打起了“文字”擂臺，對於鄧的化石造假說，黃氏強調 他在化石的X光中將化石和石膏修復部分進行了區別說明，證明其研究沒有問題。

　　事實勝於雄辯，黃氏在論文發表3年後再撤稿，給學界的印象不再是可原諒的學術疏忽而充溢著學 術造假的嫌疑。正如鄧濤所言，黃氏論文中的中國獵豹化石，就像鑑寶節目中的贗品，專家一眼即可看出是拼湊的。黃氏不是鑑寶節目中的圍觀者，也不是打醬油的 觀眾，作為古生物學家，犯下如此低階的學術錯誤，實在無法原諒，而且讓人不得不同中國學界的造假習氣聯絡起來。

　　2011年最後一期《科學》雜誌認為，“陳列在中國各個博物館裡的海生爬行動物化石，大約有 超過80%都經過了不同程度的變換或人為拼合。”這嚴重損害了中國博物館的公信力，也淪喪了中國古生物學界的聲譽。形形色色的化石販子，在中國已經形成了 黑色經濟鏈，如果這種經濟鏈連線的是化石贗品製造者和普通的化石愛好者，帶來的影響只是經濟層面的。

　　遺憾的是，這條化石贗品的經濟鏈嚴重侵蝕到博物館這樣的公共文化設施和學術領域，異化的不僅 是經濟還汙染了學術風氣。這種黑色經濟鏈之所以有市場，原因無外乎二：一是中國的博物館和古生物學者學養不深，屬於上當受騙者；二是有意為之和化石贗品制 造者互為表裡為私慾功利而製造騙局醜聞。

　　即使黃驥撤下了論文，帶來的負面影響也遠播全球學界。更諷刺的是，這篇以假化石立論的論文把外國知名專家標為第一作者，更凸顯中國學術浮躁的典型特色。

　　重修古城

　　“拆舊”和“仿古”的大戲正在中國城市加速上演。一邊，部分“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岌岌可危，歷史文化街區頻頻告急；一邊，55億再造鳳凰，千億重塑汴京，仿製古城遍地開花。這一切正成為中國城市化程序中的獨特風景。

　　復建古城是一股潮流，也是一種衝動，內在的驅動力源自權力。追溯其源頭，可從很多年前的城市 景觀、影視城建設、山寨景點建設等一波波的熱潮中找到影子。按照建設者的邏輯，這叫做“文化搭臺經濟唱戲”。自然，這裡有各地政府利用和開發當地歷史文化 資源發展經濟的積極意涵，可一哄而上，耗費巨資而為之，加之文化成了政績工程的幌子，這樣的古城復建就失去了意義。

　　從新一波的古城復建潮中不難發現，最低的投資也有數億，一般都是數十億上百億，最牛的高達千 億。這些城市的主政者，要麼是想夢迴宋朝，再現國都的輝煌（譬如開封），要麼是夢迴上古，演繹古書中的記載的傳奇...可是美好的追憶或想象，都必須面對 嚴苛的現實。大凡懷古憶舊者，現實往往是不盡如意。的確，熱衷復建古城的城市，基本上屬於經濟欠發達城市。他們希望復建古城復活曾經的輝煌，用所謂的古城 軟實力提振現實的硬實力。

　　這是城市決策者一廂情願的邏輯悖論。復建古城亟需的億萬巨資，別說復建城市拿不出來，即使透過多管道融資籌足了資金，復建的古城也未必能夠發揮出文化為經濟服務的作用。而城市則要揹負沉重的債務負擔，更加阻斷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因此，奉勸那些熱衷古城的復建者，不要耽於夢迴古城的文化迷思，而要著眼於現實，把有限的資 金用於城市基建尤其是民生上。有了城市的發展和現實的民生幸福，城市才是接地氣的。如果城市治理者，對歷史文化充滿虔敬之心，那就保護好現有的歷史文化遺 跡，而不是一邊丟掉和拆掉真的文化遺產，一邊複製出偽文化的建築垃圾。

　　故而，古城復建者們，除了涵養現代城市文明理念和公共財政取民予民觀念，還需補上關於城市建築的歷史專業課。

　　因為歷史厚重，中國不乏古城。可中國古城，能夠留存至今的，其實寥寥。王城帝京，現存於世的不過明清兩代的故宮；省府級別的也就是西安的古城牆了，那也不是秦漢時代的遺存，而是明代的遺留。因而，大多數所謂的古城，早已湮滅於歷史的長河中。

　　作為傳統農耕文明的代表，中國古代的城市文明並不發達。因此，從王朝帝京到州府縣城，從古文獻記載中的顓頊時“祝融作市”到建國前夕的城市，大抵都是同樣的城市建制：城為牆圍，牆開城門，外有護城之河，因而具有保守防禦性質（既防戰火，又御

　　水災）。至於城內，基本上是以衙署為城的主軸中心，體現官員統治的絕對權威，市井生活不過是城的點綴。

　　因為城是王朝權力的象徵和統治的標誌，而且具有防禦的基本屬性。因此，中國古代的戰爭，收官階段，往往是以攻城為高潮。新王朝對舊王朝的顛覆，往往是以燒城屠城和建城來彰顯其政治存在的。因此，古有項羽焚燒秦始皇阿房宮，近代有曾國荃焚燒洪秀全天京（南京）城...

　　技術層面的原因是，中國古代建築，多為木結構，容易為戰火所毀和天災湮滅。歷史傳統加上歲月消磨，一些古城的消逝就成為難以遏止的宿命。

　　現代人應該承認這個事實，而且不妨對歷史反思，但不必以復建的方式來重現已逝古城，---不管現代人基於何種思維，復建的東西都是缺乏歷史文化精魂的現代建築，唯此而已。

　　《中國百位文化名人傳記》創作會

　　中國作家協會今年啟動了浩大的《中國百位文化名人傳記》叢書工程。然而，截至目前該“叢書”還有 48位名人傳記無人接手，包括墨子、韓非、王勃、孟浩然、柳公權、溫庭筠、姜夔、馬致遠、吳承恩、王夫之、柳亞子、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中國作協副主 席、“叢書”編委會主任何建明13日表示，這是因為目前報名者尚不符合“叢書”要求。

　　這48位傳主，是大學中文系必講的名人，他們的作品也常常出現在中小學語文課本上。大學課堂，講述這些名人，必然要講他們的經歷和經典；中小學語文教材，往往第一個註釋就是介紹作者的生平。因此，這些名人的傳記，應該屬於最簡單的文學常識。

　　也許正如組織者所言，這項工程前期宣傳不夠而不為人所知。可這種說法也不盡然，這項工程裡一 半以上的文化名人不是已經被人認領了麼？其實，真正的原因還在於組織者的苛刻。正如中國作協副主席、“叢書”編委會主任何建明所言，研究這些名人的學者很 多，也有人報名，但組織者因為他們不是文學家，因而要“考量考量”，這一“考量考量”就會嚇走那些愛面子的學者專家們。

　　簡言之，48為名人傳記無人“認領”的原因是設定了所謂文學的門檻兒。其更多要求作傳者是文 學家，要把傳主寫成文學典型人物（何建明所謂“文學創作”），這自然讓很多專家不敢“認領”。哪怕這些名人傳記叢書的稿酬誘惑極大---發行量達20萬以 上，稿酬超過100萬元。

　　中國人其實有修史作傳的傳統。從《史記》到《資政通鑑》，紀傳是重要的組成部分。當然，這些 都屬於記述史實為主的史傳，和文學意義上的紀傳不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史傳也好，文學上的傳記也罷，紀實性是傳記的基本要求。因而，司馬遷、班固、司馬 光這些人，其實都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家，他們的職業屬於官僚，至多屬於史官。可是，他們以官僚職業或者史家專業的身份，寫出的史傳卻兼顧了信史與文學的雙 重屬性。

　　以司馬遷的《史記》為例，他在大家熟知的《史記·陳涉世家》中，描寫陳勝對同伴言：“苟富 貴，無相忘”，並傲然而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這是典型的文學家言的細節描寫。在《史記·項羽本紀》和《史記·高祖本紀》中，也有類似的文學筆法。 正因為如此，魯迅先生評價太史公的《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意即信史和文學達到了完美的結合。

　　因此，不要小覷專業人士的文學才能。一部傳記，尤其是歷史文化名人的傳記，固然需要文質結合，但質（歷史真實）更為重要，文（文學文采）不過是為質服務的。所以，對於48位文化名人傳記過度強調文學色彩，對於專業學者的求全責備，才是這些文學名人難以“成傳”的主因。

　　事實上，若對研究這些歷史人物的專業學者寬容一些，他們起碼能夠保證傳主人生經歷的真實性， 也能深刻傳遞出這些文化名人的“文化味”來。而且，專業人士的文字也並非毫無華彩，街面上暢銷的一些明星學者的書籍，修辭煉句也是相當雋永的。若恪重於文 學家作傳，他們對傳主缺乏嚴禁的研究，因而對傳主的人生紀實和文化真實難以描摹。在此情勢下，他們也許只能發揮藝術想象甚至過度演繹，那就不成傳記而是小 說了。果如斯，龐大的網路小說者就可在百萬稿酬的重賞之下，把這些名人們演繹成玄幻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