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假辮子和官話

　　清朝最後十年，清國留學生去日本的最多，因為一來成本低，手續簡便，連簽證都不要，買張船票就去 了，船票又不貴。二來，中國人認為，留學是為了學習西方，日本人學西方學得最好，有現成的經驗，我們只需要把這經驗學過來，就萬事大吉，省事省力。去日本 留學，變服飾沒有問題，日本的和服，多少有些唐人的餘韻，讓穿慣了滿人“胡服”的漢人留學生，還感到有些親切。學日本學生，穿日本校服，或者學日本官員穿 西裝，也都沒有問題。因為，清朝的體制，對人們穿什麼，沒有明確規定，有這個空子，可以讓留學生們鑽。但是對於腦袋後面的辮子，就不一樣了。對於漢人來 說，那是歸順的象徵，對於滿人，則是國族的標誌。所以，剛去日本的留學生們，雖然一下船就感覺到了辮子的尷尬，但多數不敢輕舉妄動，只能像魯迅說的那樣， 把辮子盤在頭上，扣上帽子，隆起一座富士山。

　　隆起一座富士山，依然掩不住辮子的存在。進澡堂洗澡，要遭遇日本下女的嘲笑，走在街上，也會 被一群小孩子追在後面罵“強強”（日語，豬尾巴的意思）。當然，進了學校，也擋不住日本同學異樣的目光。到了日本，儘管有官方的留學監督管著，但畢竟難免 遭遇革命黨人，革命黨的宣傳，關於民主共和的思想，倒未必能聽進去，反滿的主張肯定是易於入耳的。甚至那些官派留學日本學軍事的，也照樣聽得進去。好多日 本士官生。回國之後倒不見得還想革命，但在日本期間，好多人都接近革命黨。箇中的奧妙，很大程度上在腦袋後面那根辮子，已經實行西式改革的清政府，遲遲不 肯放棄辮子，依舊把有無辮子作為政治正確與否的象徵，實在是大失策。要知道，既然學西方，而在西方人眼裡，中國人的辮子，就是一種落後、愚昧而且醜陋的象 徵。把辮子說成豬尾巴（pig tail），其實是西方人的發明，日本人不過拾人牙慧而已。

　　不過，清國留學生回國之後，腦後就不好這樣空著，無論做官，為軍還是做公辦學校的教師，都得 買條假辮子。回國沒了讓人嘲罵的環境，而且飯碗要緊。上班公幹，或者參加典禮的時候，不管真假，腦後都得垂條辮子。當然，各級長官也都知道這些人的辮子是 假的，沒人說破，更沒有人揭開帽子看看。只有少數有真辮子的同事，總是在背後嘀嘀咕咕。也有一班兒街上的閒人，就像現在喜歡追究女星胸的真假一樣，指指戳 戳。現在是發現一個隆胸的，興奮半日，當初則熱衷在男人腦後找蹊蹺。其實，找了，說了也白搭，因為即使個別人告到衙門，衙門也從不糾治。

　　其實，既然學習西方，西方的價值觀審美觀就必然要進來，在鄉下，已經習慣了留辮子的農夫農 婦，也許依舊以一根油黑粗亮的辮子為美，但城裡人，尤其是能接觸到西方文明的人，早就變了。自古以來，政治的道理，總是抵不過生活的道理，除非有強權壓 著。強權壓不住，就只能變通，明明知道這些人辮子已經剪了，硬是假裝不知道。只要你肯裝上一根假的，我就權當你是真的。這情形，有點類似於現在的官話和套 話，沒人信，即使再高的官兒，私下裡也說，他也不信。但到了官面上必須這麼講，不講，政治上就不正確。其實大家都在裝，上面則假裝不知道大家在裝。一個報 告，一個檔案，甚至一個課題，具體內容另當別論，只要按上一個官話套話的帽子，就算政治上沒問題了。就像東漢時期，孝道是人人都講究的大帽子，有儒生跟老 婆做愛，也要先講一番道理，說這是為了履行孔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理論。

　　從本質上講，辮子也好，官話也好，都不應該是政治正確或者政治忠誠的象徵。或者說，政治正 確，沒有什麼象徵。現代社會，民眾的根本利益，才是政治上的正確所在。如果總是追求象徵，把根本忘了，象徵就成了假大空。老捧著假大空談政事，政事就也成 了假大空。這樣的假大空到處走，走在堂皇的廟堂之上，讓百姓講誠信，豈可得乎？

　　張鳴

　　只要是寫書的人，當然都想讓人看自己的書，即便是學術著作，如果能賣好，作者沒有不高興的道理。不過，不打算讓人看自己書的也有，某些領導，弄兩本自己署名 的著作，裝點一下門面，也就成了“學者型”幹部了。還有些學者，找些文字拼成若干著作，只印兩本，一本上報，一本自家留著，專為評職稱用。其實這樣的人， 多少還有幾分羞恥感，有點自知自明，知道自己弄出來的是什麼貨色，不好意思去丟人現眼。但是，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裝門面的書，評職稱的書，也有人能設法 賣出去，真不知道是誰的錢這麼好賺。

　　明明就是憑職稱的所謂著作，買書號出的，這種書超爛，出版社連上市都懶得費事，職稱評上了，學者居然想把書賣出去。於是就著書來開課，上課的學生，不買這本 書（專項指定參考書），考試就不能及格，從老師手裡賣書還不能打折，也不許買老生的舊書。一學期一學期地這樣賣下來，時間雖說長點，但總可以把書號錢收回 來。當然，如果該學者有點來頭，能到處走穴辦班講課，賣書就無需這樣勞神，找個大點的國企，老總一句話，成百上千冊的書就銷掉了。至於領導的書，如果他真 的想賣的話，當然更容易，有那麼點意思，下面的人就給你辦了，想賣多少都沒有問題，本系統內就可以消化。生平所見最好賣的書，是稅務和黨建類的讀物，只要 是專門出版社出的，攤下去，有一本賣一本。有時買家單位甚至連書都不要，說是別發貨了，發來了我們還麻煩，你把發票收據準備好，我們給你打錢就是。依權賣 書，書肯定能賣出去，權大大賣，權小小賣。

　　這樣的書賣出去了，但不能保證別人會看。除非強逼著人家考試，而且專考你書上的內容。這樣就太過分，即使開課的學者，一般也不會如此霸道，只要學生買了他的書，參考不參考的，他也就不在意了，到時候閉著眼睛給分就是。

　　依權賣書，古人也幹過。據清人記載，至少有兩個清朝的官員，也利用手中的權力強銷自己的著作。一個是祁寯藻，一個是徐松。後者名氣不大，但前者十分有名，官 拜一品，位極人臣。當日太平軍興起，清朝上下束手無策，到處傳敗績，只有湘軍還能打幾個勝仗。咸豐皇帝一高興，就要賞給曾國藩湖北巡撫的實職。祁寯（讀音 同俊）藻在旁陰陰地說，曾國藩不過一在籍侍郎，猶匹夫也，一匹夫振臂一呼，應者雲集，恐非朝廷之福。結果，活生生把咸豐說得轉意了。使得湘軍的發展，受限 制了好些年，當然，太平軍被打平，也就晚了好些年。此公在北方，由於官做的足夠大，即使在民間，也很有名聲，鬧義和團的時候，有的地方的壇口，還有供他神 像的。

　　不過，像祁寯藻出這樣餿主意的人，為自己弄錢，可一點不含糊。在江蘇學者任上，讓諸生，也就是眾秀才買自己的書。秀才買，渴望做秀才的童生們，就更踴躍地 買。一省的學政，不僅管著秀才，而且還負責主持童生的進學考試（院試），通過了學政這一關，才能做進學回家做秀才。無獨有偶，徐松做湖南學政，也比著來， 讓秀才們買自己的著作。只是，江蘇地方富裕，人乖巧，買幾本學政大人的書，沒什麼大不了，買就是。可是湖南人人稱騾子，倔人多。學政賣書的事，被反映上 去，都老爺（御史）一紙彈章，徐松的烏紗帽就丟了。其實，徐松還真是個不錯的學者，所著邊疆史地的著作，是分量的，儘管賣的有點強人所難，但買來之後，還 是可以看看。而祁?藻的書，無非高頭講章，讀不讀都沒有什麼大意思。

　　寫書是個雅事，但寫了之後，強人去買，就變成惡事醜事了。說起來，這樣賣書掙的錢，比起從其他名目弄錢，還是小數目，但無論古今，只要有人這樣做，還是覺得噁心，為什麼呢？有辱斯文。其實，清朝兩個依仗權力賣自己書的人，似乎都不是貪官。祁?藻的家我去看過，不過是一片比尋常百姓家稍好一點的平房。祁?藻 自己說過，他們家鄉山西壽陽就是有經商的習慣，新婦入門，給十斤棉花，讓你自己織布去賣，輾轉生利，以後再就不給你買衣服了，全憑自己。婦人織布賣，作為 爺們，寫書當然也得賣，不賣，不是白寫了嗎？不過，在那個時代，做依權賣書的買賣，風險還是挺大的。祁寯藻命好，如果當初被人揭發，也許後來就做不了那麼 大的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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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中國政治，眾所周知的一件事是，儘管到了21世紀，其實中國依然沒有走出傳統政治的陰影。而中國傳統政治最大的困惑，就是繼承問題。換成現代政治學的術語，就是政權難以和平移交。用中共熟悉的話語來講，就是所謂的接班人問題。

　　在西周的封建制時代，繼承問題相對簡單。因為整個封建王朝都是按大小宗的宗法結構建構的，嫡長子繼承製度，基本保證了繼承的穩定性。只要按以嫡以長的原則選擇即可，因為這種選擇，是唯一和絕對排他的。但是，在傳統帝制制度裡，雖然理論上嫡長繼承原則還在，但由於宗法制已經破碎，基本上沒法按老規矩來了。皇帝儲君的選擇，概括起來，大抵有兩種程式，一種是血緣認證，一種是權威認證。第一必須在老皇帝最近血親關係人做抉擇，如果皇帝有兒子，就在諸子之中選一個，如果沒有兒子，就在血緣較近的下一代宗室選擇。是為血緣認證。第二，選擇之權掌於權威。如果老皇帝在，由老皇帝親選，如果老皇帝不在，則由太后或者朝中權勢最重的人組成的重臣集團來選擇。是為權威認證。最佳的方案，是趁著皇帝健在，預立太子，確定儲君。讓儲君在皇帝的卵翼下，逐漸學習如何治理國家，等到老皇帝一死，就可以平穩地交接。

　　但是，皇宮裡的父子關係，比不了山野的村夫。父子基本上見不到面的，說感情都是理論上的。也就是說，因為奉行儒家倫理，才有所謂的父慈子孝。實際上更可能的是父也不慈，子也不孝。如果儲君長大成人，而現任的皇帝依舊不死，父子間就難免生出嫌隙。一個著急接班，一個還沒做夠。年輕的嫌老的昏庸老朽，年老的嫌少的少不更事。弄的不好，就會起衝突，不是老的換了太子，就是少的提前搶班，把老的供為太上皇。所以，儘管大臣們都認為預立太子，是早定國本的百年大計，但還真的就不一定能保證穩定交班。更何況，即使皇帝沒打算換人，後面還有想搶的，皇帝其他的兒子，衝上來搶班奪權的事也不鮮見，比如李世民的玄武門之變。康熙兩立太子，都在諸子爭奪中中道而廢，最後留下了雍正繼位的千古之謎。

　　中共建政，實際上延續了傳統政治的繼承難題。由於種種原因，中共沒有像許多東方國家那樣，搞家族傳承。於是，傳統政治中的兩項繼承程式，只剩下了一項，即權威認證。由現任權威還活著的時候，預先挑選接班人，用逐漸樹立接班人權威的方式，實現權力交接的過渡。顯然，我們看到，由於缺少了一種程式，這種方式動盪更大。只要接班人被確定下來，就會跟現任的最高領導人產生矛盾。毛劉之間的矛盾，甚至要靠毛髮動一場摧毀體制的革命來解決。但新立的接班人，幾乎不旋踵就和毛產生矛盾，需要再次付出重大代價後被搞掉。此後一直到毛澤東逝世，接班人問題始終沒有解決。鄧小平在後毛時代當家做主，顯然不是毛屬意的接班結局。

　　鄧時代，這個問題依然困擾著最高當局。作為沒有最高領導人之名的實際最高領導者，在選擇接班人問題上，屢次受挫。由於他的權威強度，要比毛澤東低一個檔次，因而增加了權威認證的難度。他選擇的接班人，即使在黨內合法性都不夠充分。這也是胡耀邦和趙紫陽兩次政治風波，兩次繼承危機產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鄧之後，中國進入後威權時代，黨內實際上不存在過去那樣的權威。雖然在退出舞臺之前，鄧指定了兩任接班人，但兩任接班人的地位，其實主要是靠鄧最後啟動的經濟騰飛獲得的經濟成績來穩固的。儘管如此，比較而言，胡溫結構比起當年的江朱結構，威權更低，已經不是權威的江澤民，依然能夠部分地發揮作用。

　　雖然依照新時代的慣例，經過大佬們的協商和博弈，中共提早選擇了下一代的接班人，即今天落地的習李體制。與此同時，“打江山坐江山”的說法再次甚囂塵上。人稱“太子黨”的勢力從商界轉向軍政兩界，大有捲土重來，全面接班之勢。太子黨憑藉革命時代的家世資源當家做主，似乎成為新一代接班模式的一種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