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提起儒家許多人第一反應就是孔孟之道,似乎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但事實上,只要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其實並非如此,施蟄存先生就曾提出過孔孟思想是被後人“捏合”在一起的,其實他們的思想並非一致。
施蟄存先生說:“孔孟思想,是一種思想,還是兩種思想?天下沒有兩個思想相同的人,孔孟思想,畢竟還是兩家。”(施蟄存《閒話孔子》)。以我之膚淺,也能列舉孔子思想與孟子思想的若干區別。
孔子衡量人的價值的“尺”是爵位,孔子是以爵位上下定人之尊卑的;孟子衡量人的價值,卻有爵、齒、德三把標尺;
孔子之“仁”關注的是“禮”,重在束“下”,孟子之“仁”關注的是“民”,重在規“上”;
孔子的“四絕”(《論語·子罕篇第九》雲:“子有四絕,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偏重天理,而孟子的“四端”(《孟子·公孫丑上》雲:“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偏重人性。
僅此三條,便可證實“天下沒有兩個思想相同的人”,哪怕是被合稱為“孔孟之道”的孔與孟也都“自成一家”。
當然,孔子與孟子有許多相同或相近之處。其一、他們都“法先王之道”,缺陷是不能與時俱進;其二、他們都“行仁義之化”,缺陷是對“利”的絕對排斥;其三、他們的那一套都不見容於當世,故有“仲尼菜邑陳蔡”而“孟軻困於齊梁”。
孔子與孟子還有一點相同的,就是他們對於“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都有一種“當仁不讓”的使命感。孔子困於匡邑之時說:“周文王死了以後,周代的禮樂文化不都體現在我的身上嗎?……上天如果不想消滅這種文化,那麼匡人又能把我怎麼樣呢?”
孟子則是在離開齊國的時候對充虞說:“五百年必定有稱王天下的人興起,其間必定有著名於世的 賢人。周興起以來已有七百多年,……上天如果想安撫治理天下,當今之世除了我還會是誰呢?”兩者相比,孔子說得比較含蓄,孟子說得比較直露。但對於孟子來 說,這並非狂言。例如,“仁義之化”而為“仁政”,“先王之道”而為“王道”,或許就是他對儒家文化的貢獻,至少在《論語》之中,未必能夠找出這兩個概 念。
後人將孔子與孟子都歸入儒家,未必有錯。但我們現在所要吸取的一個教訓是,不能什麼事情都只 注意合,而不會分。合的好處是易記,一下子記住了兩個“子”,要用時一言以蔽之,彷彿佔了大便宜;然而,你真想要了解孔子孟子的思想和思維方式,那還是要 分開剖析才行。既能綜合,又能分析,庶幾可算得研究。如果只會籠而統之地說個大概,那隻能蒙人蒙己罷了。
《三字經》開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句話的後半段是孔子說的,但是,“人之初,性本善”是誰說的呢?孔子沒說,孟子也沒說,荀子明白主張“性惡”,更不會說了。這句話其實是宋代人說的。我們不談哲學史上的複雜問題,單看這句話,立刻可以察覺“人性本善”的概念有兩大盲點:一是在經驗上缺乏佐證。試問每天電視及報紙的新聞中不是充斥著各種罪惡行徑嗎?有誰是本善的?如果“本善”是指出生時原本天性是善,一進入社會就被汙染了,那麼試問,組成社會的成人不也是本善的嗎?若把責任推到過去,那麼過去從第一個人出現以來,不也是本善的嗎?當然,我們同意人性非常複雜,而“本善”只是描述其主要特質,用以區別人與禽獸之別。但是,為了區別人與禽獸,不可說一邊本善,另一邊本惡,因為禽獸根本沒有善惡問題。只可以說“人有可能行善”,而禽獸與善惡無涉。既然如此,何必用“本善”來混淆視聽?第二個盲點是:善與惡都是價值上的概念,而任何價值之呈現,皆以“自由選擇”為前提。那麼試問:在一個人尚未有能力作自由選擇的年幼階段,怎樣判斷是“本善”?然後,一個人成長到可以自由選擇的時候,這種自由必然是同時向善與惡開放的,亦即任何自由的行動都可能導致善,也同樣可能導致惡。如此一來,說“本善”只是一句空話而已,無法透過邏輯的檢驗,亦即:善以自由為其前提,而自由這個前提又無法保證人一定會行善。因此,從邏輯角度來看,人性本善無法成立。向善而非本善批評“人性本善”的想法,是為了迴歸孔子的哲學立場。依我們對《論語》的研究,可以肯定孔子的觀點是“人性向善論”。以下試加以說明。首先,人的特色在於自由,自由是一種動力狀態。其形式是以“知、情、意”的結合為前提,譬如:我知道某事是對的,我喜歡做某事,以及我選擇做某事,這三者之間的關係,至今仍是一個無解的奧秘,而三者配合起來所提供的機會,就是自由得以運作的條件。我所說的“向”,就是指“自由”而言,它是由真誠所覺察的內在力量,要求我去實踐“應該”做的事。應該做的事,即稱為“善”,這一點稍後會再加以解釋。那麼,為何說“向善”?因為知道什麼事應該做,並不保證真的會去做,否則自由豈不是假的?不過,雖然人有自由,當他選擇不做該做的事,或者選擇做不該做的事時,內心仍會有“不安”或“不忍”的感受。這正是儒家思想的關鍵所在。自由加上不安或不忍,就是向善。如果進而質疑:是否每個人所不安、不忍的情況都一樣?答案是:“都不太一樣。”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從相近到相遠,就是不能說“相同”。既然如此,人性安在?事實上,“向”字就肯定了每個人的不安、不忍,必有程度強弱之異。一個人從小生長在幸福家庭,看到別人的小災、小難很容易於心不忍;反之,一個人從小飽經憂患,就可能要碰到悲慘之極的人,才會於心不忍。就他們都“可能”不忍來說,可知都是屬於“人”的一類;就他們不忍的情況有差異來說,可說是“向善”而非“本善”。這裡的關鍵在於“真誠”。許多時候,我們看到人情險惡,人間猶如叢林,那是因為人們忽略了內心真情,再一路走偏,愈陷愈深,就像孟子所謂“牛山之木”(《孟子·告子上》)的比喻,一座草木盛美的山,如果“旦旦而伐之”,每天每天地去砍伐它,最後成了寸草不生的禿山。但是,每座山原本都有“可能”長出花草樹木的!換言之,對人而言,性即向,向即性,所向者就是善。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中國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是個有大學問的大聖人,但有時候“需要”了,他也會說謊。
有一天,孔子的一個學生在門外掃地,來了一個客人問他:“你是誰呀?”他很自豪地說:“我是孔老先生的弟子!”客人說:“那太好了,我能不能請教你一個問題?”學生很高興地說:“可以呀!”
客人問:“一年到底有幾季啊?”學生心想,這種問題還用問嗎?於是便回答道:“春夏秋冬四 季。”客人搖搖頭說:“不對,一年只有三季。”“哎,您搞錯了,四季!”“三季!”最後兩個人爭執不下,就決定打賭:如果是四季,客人向學生磕三個頭,如 果是三季,學生向客人磕三個頭。
恰好孔子正從屋裡走出來,學生向前問道:“老師,一年有幾季?”孔子看了一眼客人,說:“一年有三季。”這個學生快嚇昏了,可是他不敢馬上問。客人馬上說:“磕頭,磕頭!”學生沒法,只好乖乖地磕了三個頭。
客人走後,學生迫不及待地問:“老師,一年明明有四季,您怎麼說只有三季呢?”
孔子說:“你沒看到剛才那個人全身都是綠的嗎?他是螞蚱,螞蚱春天生,秋天就死了,他從來沒有見過冬天,你講三季他會滿意,你講四季吵到晚上都講不通。你吃點虧,磕三個頭,無所謂。”
曾教授講完這個故事後說,碰到那些不講理的人,你就會想到他是“三季人”,就不往心裡去了,你還會生氣嗎?
是的,沒有必要與這種人生氣。因為,大凡“三季人”都是不講理的,如果你不“說謊”讓他一著,勢必無休止地爭吵下去,你會耽誤不起那個閒工夫,把寶貴的精力和時間毫無意義地浪費掉!
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法律的標準常常是一件不僅神聖而且神秘的事情。有很多案子的判決會讓他們感到 看不懂。比如一個貪汙犯,貪了幾百萬,甚至千萬上億,結果判的年限並不很長。一個小毛賊,偷了10萬塊,就叫“數額特別巨大”,要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有人說說這是“我們幾千年的封建傳統‘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在作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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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懷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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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下惠既有治國安邦之才,又具正人君子之風。恰生不逢時,一直未被重用,只做過士師(管刑 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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