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碎片：學不可以已

　　荀子是稷下學宮儒家的一位大師。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在稷下學宮度過的。他受學於稷下，成長於稷 下，成熟於稷下，並最終成為稷下學宮中最負盛名的領袖人物。他立足於儒道，匯通百家之學，成為集百家之大成的思想家、教育家。《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 載：“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荀子早年在齊國的稷下學宮主要從事遊學活動。後來遊歷於齊、秦、趙、楚等國。他 曾經三次擔任稷下學宮“祭酒”之職。李斯、韓非子都是他的學生。後來荀子逐漸發展成主持學宮各項事務和活動的領導者，可見，他當時在教育方面的名望之高。

　　荀子的教育理論基礎是性惡論。他從這個觀點出發，認為人之所以能尊尚道德，做出好事，就是由於加強對他們教育的結果，使他們變惡為善。他在長期的教育實踐活動中不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融合諸家思想形成自己獨特的師道觀，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學、思、行結合的思想。荀子《勸學》指出：“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君子博 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強調在善學、博學的基礎上進行深入思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學是思的基礎，思是學的深入。荀子認為思是學與行之間的關 鍵，學不思則不明。因此，他認為理想的“大儒”不只是博學多能，而最重要的是有超常的理性判斷能力，就是“知禮”，思考就是要以禮作為準繩來判斷知識的曲 直是非，反對不求本義的雜亂識記。荀子認為“行”既是學習的方法，也是學習的目的。“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聞不若聞 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而止矣。”“行”，才是學習知識的真正目的。總之，學、思、行相結合，構成整個學習的完整過程， 缺一不可。這也就是荀子所言的“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

　　持之以恆的思想。《荀子勸學》開宗明義強調：“學不可以已。”就是說，學習知識來不得絲毫間 斷或停止。這是荀子在總結學習經驗中提出的科學論斷。在指導學生學習時，就要積微成著，積善成德，教導學生持之以恆。荀子說：“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 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捨。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這些言論至今被視為關於學習的至理名言。堅持 是必要的，但要目標明確，方向對頭，而不能見異思遷。如果用心不專一，學習也不會有所收穫。荀子的學習觀，對今天的教育教學仍然有很好的借鑑意義。

　　尊師重道的思想。荀子提倡師道尊嚴的思想，受到歷代學者推崇。他認為，教師是崇高而偉大的職 業，只有儒者和君子聖人才能承擔。教師是以禮義來教化士農工商的職業工作者。因此，他特別強調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荀子禮論》中說：“天地者，生之本 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天地君親師是禮之本”，“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 可見，教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因此他告誡統治者：“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 快則法度壞。”荀子認為，是否尊重教師，關係到青少年一代人格的養成，關係到國家的興衰安寧。教師應當受到統治者和全社會的敬仰和重視。

　　秦朝疆域

　　自秦始皇一統中國，中國就進入了帝國階段。所謂帝國有兩層含義：第一，一個國內只有一個皇帝，國家是統一的；第二，對於四鄰而言，中國這個龐大的國家絕對是主控力量。這兩個條件合在一起的時候，中國的帝國就是天下帝國。理論上天下帝國沒有邊界，邊緣和核心的關係只有遠近，沒有敵我。但實際上，當時的中國還是有不屬於它管轄的鄰居，尤其是北邊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很少被納入中原的管轄體系，更常見他們向中原挑戰，侵入、征服甚至統治了中原。著名的五胡亂華 和金、元王朝，就是較為顯著的例證。

　　直到秦帝國的出現，才真正為中華大帝國的核心劃下基本的疆域。我們有時候稱之為中原，可是中原的範圍常常會改變，實際上中原的核心又時時轉移。不過，以中國和歐洲的大帝國來對比，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中國有一個相當固定而且堅實的核心。因此，中國對外是一個相當龐大的地理單位，往往這核心本身比任何一邊的邊陲之地都要廣袤富足很多倍。這麼龐大的核心，自然有它自己的引力，核心可以抓住邊緣，邊緣則很難挑戰核心的地位。

　　秦和兩漢應該是一個連續體，不必當做三個朝代來看待。正所謂“漢承秦制”，秦帝國建立了龐大帝國的內建系統，包括道路系統和官僚體系，兩者都被漢帝國繼承。秦帝國的內建系統是從上而下、從核心向外緣擴散的。就秦朝的郡縣制度來說，從考古發掘統計出來的資料可以發現，甚至最小的縣城的縣長或縣令，往往是由秦帝國軍隊的中下級軍官轉任，中央的命令可以從上到下傳達到地方，效率相當不錯。秦帝國的道路系統，在中原地區是兩橫兩直四條主幹道，然後以此為基礎對外展開若干條輻射線。這樣的內建系統，傳達命令效率很高，得到神經末梢回饋訊息的效率卻有所不足。整體而言，秦帝國在秦始皇時代，運轉並沒有太大困難。

　　秦王朝築長城、開直道 、建宮殿和陵墓，再加上戍守邊疆的兵役，用盡了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國家力量。秦始皇在世時，由於他常常巡視各處，可能還可以得到地方的訊息。秦始皇一死，包括六國之後裔和陳勝、吳廣、劉邦這一類農民在內的起義風起雲湧，中央根本無法得到預警，也無法採取適當的應對措施。所以這一短命的王朝，它的興盛是由於三代經營，建立了一個非常有效的戰爭機器。但這並不是一套很好的管理體系，在資源力量用盡之時，中央完全無法應付，龐大的帝國就垮下來了。秦代的興和衰，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周易·繫辭上》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千百年來，人們在論及中華文化的起源和代表性文化符號時，河圖洛書總能名列其中。然而，河圖洛書的原始形態是怎樣的，經歷了哪些演變與改造，為什麼發生這些變化，卻是眾說紛紜，撲朔迷離。

　　河圖洛書的源流與嬗變，遂成為中國文化和思想史上有爭議的話題之一。先秦時代的“河圖洛書”，原本是為了應證帝王統治合法性的祥瑞和證據；至兩漢以迄宋元，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文化需要下，人們對其作了種種推演和改造，“河圖洛書”遂演變成“龍馬負圖，神龜貢書”，如同神話般的傳說故事及圖讖之說，並日益圖式化和玄理化。河圖洛書的嬗變不僅對於古代易學、儒學的發展產生了影響，而且對政局興衰、朝代更替和人們的文化生活也產生了諸多影響。 先秦時代，《尚書》、《論語》、《易傳》、《墨子》和《管子》等經典文獻中都留下了有關河圖洛書的記載。《尚書·顧命》中提及“河圖”時說：“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這句話按照東漢鄭玄的解釋是說，陳列在東序的“大玉、夷玉、天球”，此“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對於“河圖”，鄭玄說是“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據此可知，《顧命》篇中的河圖是一種金石之類的國寶，作為祥瑞之兆由帝王所受，並無後世所謂“龍圖出河”之義；《尚書》中，被後人傳為與洛書有關的記載是《洪範》篇。然而據考證，《洪範》篇的產生是在周武王伐紂勝利之後，箕子向武王詳細闡述洪範九疇，即治國的九種大法，亦與“神龜出洛”之說不同。可見，《尚書》中所記載的“河圖”與“九疇”，與後人所理解的“河圖”與“洛書”有很大的出入。 《論語》中有關河圖的記載，即如《子罕》篇中所云：“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從字面來看，“鳳鳥”是一種神鳥，可謂吉祥之物；而依《尚書》所說，“河圖”是一種金玉之器，亦可謂國寶之物、吉祥之兆。孔子此時此刻深深地感到：鳳鳥不再到來，河圖也不再出現，那麼，我的使命不也快要結束了嗎？孔子立志行道而道不行，這段話當是其自感懷才不遇、生不逢時而發出的喟嘆。 《易傳》中涉及河圖洛書的是《繫辭上傳》，“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這句話是說，天生蓍龜等神物，聖人用它來創立卜筮的法則；天地出現日月四時之變化，聖人依據它而確立了陰陽觀；河出龍圖、洛出龜書之祥瑞神物，聖人取法它來創制“易”道原理。“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一句中，“河圖洛書”究竟指代什麼？聖人依其所“則”的又是什麼？前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聯絡全文來看，“河圖洛書”指的仍然是蓍龜之類的祥瑞之物，聖人取法它來創制《易》卦，只有如此理解，才能把前後意思說得通。 《墨子》有曰：“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綠”通“籙”，故“綠圖”與符一樣，亦為帝王受命之物。“乘黃”據考是一種神馬之名。因此其意是說，周文王滅殷興周是天命所歸，故有“河出綠圖，地出乘黃”之瑞兆，武王應天之命，終於伐紂成功。此外，在《管子·小匡》篇中，還提出“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等三祥之物，亦皆具祥瑞之義。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先秦時代的河圖洛書雖然具體形式尚有爭議，但其作為一種聖王接受的祥瑞之物，大體是不會錯的。這一時期有關河圖洛書的記載還看不到後世的龍馬、神龜、伏羲以及種種具體細節，尚帶有原始圖騰的象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