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碎片：孔子說過“人之初，性本善”嗎？

　　《三字經》開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句話的後半段是孔子說的，但是，“人之初，性本善”是誰說的呢？孔子沒說，孟子也沒說，荀子明白主張“性惡”，更不會說了。這句話其實是宋代人說的。我們不談哲學史上的複雜問題，單看這句話，立刻可以察覺“人性本善”的概念有兩大盲點：一是在經驗上缺乏佐證。試問每天電視及報紙的新聞中不是充斥著各種罪惡行徑嗎？有誰是本善的？如果“本善”是指出生時原本天性是善，一進入社會就被汙染了，那麼試問，組成社會的成人不也是本善的嗎？若把責任推到過去，那麼過去從第一個人出現以來，不也是本善的嗎？當然，我們同意人性非常複雜，而“本善”只是描述其主要特質，用以區別人與禽獸之別。但是，為了區別人與禽獸，不可說一邊本善，另一邊本惡，因為禽獸根本沒有善惡問題。只可以說“人有可能行善”，而禽獸與善惡無涉。既然如此，何必用“本善”來混淆視聽？第二個盲點是：善與惡都是價值上的概念，而任何價值之呈現，皆以“自由選擇”為前提。那麼試問：在一個人尚未有能力作自由選擇的年幼階段，怎樣判斷是“本善”？然後，一個人成長到可以自由選擇的時候，這種自由必然是同時向善與惡開放的，亦即任何自由的行動都可能導致善，也同樣可能導致惡。如此一來，說“本善”只是一句空話而已，無法透過邏輯的檢驗，亦即：善以自由為其前提，而自由這個前提又無法保證人一定會行善。因此，從邏輯角度來看，人性本善無法成立。向善而非本善批評“人性本善”的想法，是為了迴歸孔子的哲學立場。依我們對《論語》的研究，可以肯定孔子的觀點是“人性向善論”。以下試加以說明。首先，人的特色在於自由，自由是一種動力狀態。其形式是以“知、情、意”的結合為前提，譬如：我知道某事是對的，我喜歡做某事，以及我選擇做某事，這三者之間的關係，至今仍是一個無解的奧秘，而三者配合起來所提供的機會，就是自由得以運作的條件。我所說的“向”，就是指“自由”而言，它是由真誠所覺察的內在力量，要求我去實踐“應該”做的事。應該做的事，即稱為“善”，這一點稍後會再加以解釋。那麼，為何說“向善”？因為知道什麼事應該做，並不保證真的會去做，否則自由豈不是假的？不過，雖然人有自由，當他選擇不做該做的事，或者選擇做不該做的事時，內心仍會有“不安”或“不忍”的感受。這正是儒家思想的關鍵所在。自由加上不安或不忍，就是向善。如果進而質疑：是否每個人所不安、不忍的情況都一樣？答案是：“都不太一樣。”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從相近到相遠，就是不能說“相同”。既然如此，人性安在？事實上，“向”字就肯定了每個人的不安、不忍，必有程度強弱之異。一個人從小生長在幸福家庭，看到別人的小災、小難很容易於心不忍；反之，一個人從小飽經憂患，就可能要碰到悲慘之極的人，才會於心不忍。就他們都“可能”不忍來說，可知都是屬於“人”的一類；就他們不忍的情況有差異來說，可說是“向善”而非“本善”。這裡的關鍵在於“真誠”。許多時候，我們看到人情險惡，人間猶如叢林，那是因為人們忽略了內心真情，再一路走偏，愈陷愈深，就像孟子所謂“牛山之木”（《孟子·告子上》）的比喻，一座草木盛美的山，如果“旦旦而伐之”，每天每天地去砍伐它，最後成了寸草不生的禿山。但是，每座山原本都有“可能”長出花草樹木的！換言之，對人而言，性即向，向即性，所向者就是善。

　　1、“人之初,性本惡 出自: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認為人生而具有好色、好聲、好味、好利等特性,只有經過教化,才能去惡從善。

　　2、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主張人性本惡的是荀子。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時期趙國人，比孟子小70多歲。荀子論述“人性本惡”，相對孟子的“人性本善”，是一個進步。

　　一直以來，提起儒家許多人第一反應就是孔孟之道，似乎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但事實上，只要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其實並非如此，施蟄存先生就曾提出過孔孟思想是被後人“捏合”在一起的，其實他們的思想並非一致。

　　施蟄存先生說：“孔孟思想，是一種思想，還是兩種思想？天下沒有兩個思想相同的人，孔孟思想，畢竟還是兩家。”（施蟄存《閒話孔子》）。以我之膚淺，也能列舉孔子思想與孟子思想的若干區別。

　　孔子衡量人的價值的“尺”是爵位，孔子是以爵位上下定人之尊卑的；孟子衡量人的價值，卻有爵、齒、德三把標尺；

　　孔子之“仁”關注的是“禮”，重在束“下”，孟子之“仁”關注的是“民”，重在規“上”；

　　孔子的“四絕”（《論語·子罕篇第九》雲：“子有四絕，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偏重天理，而孟子的“四端”（《孟子·公孫丑上》雲：“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偏重人性。

　　僅此三條，便可證實“天下沒有兩個思想相同的人”，哪怕是被合稱為“孔孟之道”的孔與孟也都“自成一家”。

　　當然，孔子與孟子有許多相同或相近之處。其一、他們都“法先王之道”，缺陷是不能與時俱進；其二、他們都“行仁義之化”，缺陷是對“利”的絕對排斥；其三、他們的那一套都不見容於當世，故有“仲尼菜邑陳蔡”而“孟軻困於齊梁”。

　　孔子與孟子還有一點相同的，就是他們對於“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都有一種“當仁不讓”的使命感。孔子困於匡邑之時說：“周文王死了以後，周代的禮樂文化不都體現在我的身上嗎？……上天如果不想消滅這種文化，那麼匡人又能把我怎麼樣呢？”

　　孟子則是在離開齊國的時候對充虞說：“五百年必定有稱王天下的人興起，其間必定有著名於世的 賢人。周興起以來已有七百多年，……上天如果想安撫治理天下，當今之世除了我還會是誰呢？”兩者相比，孔子說得比較含蓄，孟子說得比較直露。但對於孟子來 說，這並非狂言。例如，“仁義之化”而為“仁政”，“先王之道”而為“王道”，或許就是他對儒家文化的貢獻，至少在《論語》之中，未必能夠找出這兩個概 念。

　　後人將孔子與孟子都歸入儒家，未必有錯。但我們現在所要吸取的一個教訓是，不能什麼事情都只 注意合，而不會分。合的好處是易記，一下子記住了兩個“子”，要用時一言以蔽之，彷彿佔了大便宜；然而，你真想要了解孔子孟子的思想和思維方式，那還是要 分開剖析才行。既能綜合，又能分析，庶幾可算得研究。如果只會籠而統之地說個大概，那隻能蒙人蒙己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