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大勢與莊子生平

　　弁言：戰國紀年，錯訛無窮

　　研究戰國諸子思想，必先了解諸子生活的戰國時代，必先了解諸子生平和思想源流，以及論敵生平和思想源流。

　　由於秦滅六國之後，盡焚六國史書，因此司馬遷著《史記》時，戰國史僅有依據《秦紀》的秦國紀年基本無誤，六國紀年只能據《秦紀》推斷。除了周室紀年、楚國紀年也基本無誤外，其餘五國紀年錯訛無窮。

　　　這一窘況本該於西晉太康年間汲冢出土魏國編年史《竹書紀年》後迎刃而解，可惜此書又於兩宋間亡佚。儘管亡佚前唐人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已依據《竹書紀 年》對《史記》的戰國紀年稍加釐正，但一來釐正很不完備，二來《竹書紀年》止於“今王（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因此戰國史至今一團亂麻。雖經諸多 學者殫精竭慮考訂勘誤，但至今頗多異說，往往連主流意見也未得其正。比如《辭海》所附《戰國紀年表》綜合了學界的主流意見，參考吸收了陳夢家《六國紀 年》、錢穆《先秦諸子系年》、方詩銘《中國歷史紀年表》等，但《辭海》1979版與1999版所附《戰國紀年表》卻不同，後者有時糾正了前者之錯，有時卻 將原本不錯者改錯，有時兩者相同而皆錯，有時兩者相異而皆錯。

　　戰國紀年的錯訛，使繫於戰國紀年的諸子生平也撲朔迷離，進而導致諸子思想的研究也陷入困境。許多莊學家（研究其他諸子者亦然）都用錯誤的紀年證明其臆測，由於年代錯訛，因果顛倒，其所闡釋的莊學義理離莊學奧義甚遠。

　　　我為了研究《莊子》而研究戰國史和諸子學二十多年，對任何疑難都不敢迴避，稍欠把握就不敢動筆。在充分吸收前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我理順了戰國時代十九 國的紀年，尤其是理順了不屬“戰國七雄”但研究《莊子》無法迴避的宋國史和中山國史。我考定的許多紀年，與主流觀點相異。

　　在闡釋莊學奧義之前，必先了解莊子生平及天下大勢。只有先明莊子生平及天下大勢，才能領悟莊子為何要這麼寫，究竟在說什麼。

　　一、莊子宋人，宋王暴君

　　公元前369年（下略“公元”二字），宋闢公（前380-前340在位）十二年，莊周生於宋國蒙城，今安徽蒙城。

　　前340年，莊子三十歲，宋闢公卒，諡桓侯。其子剔成（前340-前338在位）繼位。

　　前338年，莊子三十二歲，宋君剔成之弟逐兄篡位，剔成奔齊，無諡。剔成之弟名偃。錢穆先生業已考定無誤，宋君偃在位長達五十二年（前337～前286），《史記·宋世家》誤為四十七年（前332～前286），《史記·六國年表》誤為四十三年（前328～前286）。

　　前328年，莊子四十二歲，宋君偃繼齊、魏之後，成為第三個稱王的戰國諸侯。稱王前在位十年，稱王后在位四十二年，死後諡康王。

　　宋康王是中華歷史屈指可數的暴君，《呂氏春秋·淫辭》記錄了他的兇暴：

　　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眾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群臣畏矣。”居無何，宋君殺唐鞅。

　　前286年，齊湣王滅宋。宋康王出奔魏，卒於魏之溫城（《史記·魏世家》魏昭王十年）。齊之滅宋，得魏、楚出兵相助，故魏、楚得以瓜分宋地。莊子於宋滅之年去世，死後故邑蒙城歸楚，因此後世有異說，誤傳莊子為楚人。

　　　從三十二歲到八十四歲去世，莊子在宋康王暴政陰影之下生活了五十二年。宋康王是宋國史唯一之王。《莊子》中的“宋王”（莊子生前不可能知道宋王諡康，為 隱晦其旨又不可能稱名），乃至一切古籍所稱“宋君偃”、“宋王偃”、“宋偃王”、“宋康王”、“宋王”，指的都是這個暴君。研究莊學，不能不瞭解宋康王。

　　莊子著書，既要避免生前己身被宋康王誅殺以及己書被宋康王剿滅，又要預防身後其書被後世暴君剿滅，因此莊子的表達不得不極其隱晦。

　　莊子（約前369年—前286年），名周，字子休（一說子沐），戰國時代宋國蒙（今安徽省蒙城縣)人。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是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學思想的繼承者和發展者，先秦莊子學派的創始人。他的學說涵蓋著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還是歸依於老子的哲學。後世將他與老子並稱為“老莊”，他們的哲學為“老莊哲學”。

　　莊子的思想包含著樸素辯證法因素，認為一切事物都在變化，他認為“道”是“先天生地”的，從“道未始有封”（即“道”是無界限差別的）。主張“無為”，放棄生活中的一切爭鬥。又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因此他否定知識，否定一切事物的本質區別，極力否定現實，幻想一種“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主觀精神境界，安時處順，逍遙自得，倒向了相對主義和宿命論。

　　莊子的文章，想像力很強，文筆變化多端，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並採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諷刺的意味，對後世文學語言有很大影響。著作有《莊子》， 亦稱《南華經》，道家經典之一。《漢書藝文志》著錄《莊子》五十二篇，但留下來的只有三十三篇。其中內篇七篇，一般定為莊子著；外篇雜篇可能摻雜有他的門 人和後來道家的作品。

　　《莊子》在哲學、文學上都有較高研究價值。名篇有《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養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尤為後世傳誦。

　　哲學上繼承發揚了老子和道家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哲學思想體系和獨特的學風文風。他認為“道”是客觀真實的存在，把“道”視為宇宙萬物的本源，講天道自然無為。

　　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在人類生存方式上主張返樸歸真。他把提倡仁義和是非看作是加在人身上的刑罰，對當時統治者的“仁義”和“法治”進行抨擊，他對世俗社會的禮、法、權、勢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提出了“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精闢見解。

　　在人類生存方式上，他崇尚自然，提倡“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境界，並且認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逍遙自得，是絕對的精神自由，而不是物質享受與虛偽的名譽。莊子這些思想和主張，對後世影響深遠，是人類思想史上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王昌齡與李白生平的關係：

　　王昌齡在巴陵意外的遇見李白，當時李白正在被流放夜郎的途中。他們倆一見如故，在江邊的小船上，邊泛舟邊吟酒，暢談文壇圈裡的交往故事。臨別，王昌齡寫了一首詩《巴陵送李十二》送李白：“搖曳巴陵洲渚分，清江傳語便風聞。山長不見秋城色，日暮蒹葭空水雲。” 李白對王昌齡的友情也念念不忘。後來聽說王昌齡被貶為龍標尉，特地寫詩寄送，予以安慰。李白的詩《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楊花落儘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王昌齡的邊塞詩善於捕捉典型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