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把自己的身世遭遇、思想感情融合於自然風景的描繪中，投入作者本人的身影，借被遺棄於荒遠地區的美好風物，寄寓自己的不幸遭遇，傾注怨憤抑鬱的心情。被貶官。因為柳宗元遭遇到這麼不公平的待遇，在永州的十年都憤懣之極。所以，“又怪其不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一句作者運用象徵手法，以小石城山的奇石自比，抒發了個人的身世之嘆，憤懣之情。從這裡可以看出，柳宗元在議論中以造物者的有無為話題，但他的本意並不在討論造物者的有無，而在於借這個話題，用曲筆表達個人內心的身世之嘆憤懣之情。
柳宗元在被貶官期間，還創作了像《捕蛇者說》、《三戒》等作品，表現了柳宗元關注社會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憂國憂民的情懷。
柳宗元的祖籍是河東郡，祖上世代為官。其父柳鎮曾任侍御史等職。柳宗元的母親盧氏屬范陽盧氏，祖上世代為官。柳宗元只有兩個妹妹。773年，柳宗元生出生於京城長安。柳宗元的幼年在長安度過，因此對朝廷的腐敗無能、社會的危機與動盪有所見聞和感受。柳宗元隨父親宦遊，直接接觸到社會，增長了見識。他參與社交，結友納朋，並受到人們的重視。不久，他回到了長安。父親柳鎮長期任職於府、縣，對現實社會情況有所瞭解，並養成了積極用世的態度和剛直不阿的品德。能詩善文的父親和信佛的母親為他後來“統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柳宗元在《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一文中，勉勵文暢要“統合儒釋，宣滌疑滯”，體現出其自身對儒學、佛學，以及其他學說所採取的相容並舉的態度。這種相容之態不同於白居易等人，他們完全從實用的角度出發，漠視佛教義理，只將佛教作為心靈的慰藉。而柳宗元對佛教眾多宗派的義理有非常深入的研究，這方面就連自稱“事佛而佞”的劉禹錫也遠遠不及。儘管柳宗元和韓愈一樣也尊崇儒學為根本，但由於他對佛、道等學說的吸收，而受到韓愈的嚴厲批評。方介認為：“柳宗元與韓愈同尊儒學，而他對佛、道的取捨則與韓愈有別。韓愈一生力斥佛、道二教，對於老子思想亦加以排斥，僅略取莊子。柳宗元則以儒學為基礎，吸收佛學與老、莊精義，而黜棄佛、道二教流弊。他們對於佛、道的取捨雖然頗有差異，但都有見於二教之弊而推尊儒學，因此，仍有部分意見是相合的。”這種說法很有見地。孫昌武先生也有專著，論及柳宗元的佞佛思想，精闢而又深邃。但還有一些問題值得研究。本文主要從柳宗元的儒、釋觀人手，探析其理性包容佛教眾多宗派思想的行為，並由此來解釋他反對天命論、反對迷信、反對祥瑞的思想與其佞佛思想的矛盾性，以及佞佛思想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柳宗元以儒學為根本，很推崇《春秋》。他曾在《答元饒州論春秋書》中說：“《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而陸質是當時摒棄舊經學，結合現實研究《春秋》的著名學者，柳宗元和劉禹錫等革新派人士，都曾受其教誨，以求通經致用。柳宗元在《陸文通先生墓表》中揭示《春秋》舊論註疏之病，盛讚陸質“能知聖人之旨”。可見，柳宗元是鄙棄章句註疏煩瑣之學而重視大義的，在《送徐從事北遊序》中也說：“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哉!”他眼中的儒者是有遠大政治理想，能“施於事，及於物”的改革時弊者。也正由於這種人世精神，他積極參加了永貞革新運動，成為其中的中堅人物。革新失敗後，他被一貶再貶，仕途上遭受沉重打擊，心緒趨於寂寥、落寞、愁怨，在無法排遣之中寄情于山水，託意於佛道。雖然此時儒家思想依然佔有主導地位，但他大膽對傳統儒學進行了重新審視，極富懷疑和批判精神。在《非國語序》中表達寫作目的，他認為：“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概於聖。餘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其六十七篇批駁了許多的謬說，如《三川震》中反駁周幽王滅亡由三川震決定之說：“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將自然之變化與人事分離開。在《神降於莘》中指出神之說的荒誕，認為：“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晉孫周》更言：“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而日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邪？又徵卦、夢以符合之，皆不足取也。”其著名的《天說》亦是駁斥天命論的力作，認為天不能賞功罰禍：“慾望其賞罰者大謬”、“慾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可見，柳宗元是堅決反對天命、鬼神、祥瑞等迷信之說的，這也正符合儒家不信鬼神的傳統。正因為其敏銳的思辨力和寬闊的視野，才能客觀地對待並吸收諸子雜家，以及佛道等學說。《辯列子》稱賞其遠離是非、淡泊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