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於公元一零八六年病死。嘉佑三年，王安石入為三司度支判官，感於北宋積弱積貧的現狀，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變法以圖強。樂於守成，而不思創舉的趙禎並不以他的建言為意。直至熙寧二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從小喜讀韓非子，熱衷於變法理財的趙頊拜為參知政事，翌年升任宰相，開始推行變法的主張。其均輸、青苗、方田均稅、農田水利、免稅，市易諸法，利在理財富國。保馬、保甲、將兵諸法利在精兵簡政，便利於民。王安石處於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決心兩度罷相，不避艱險，推行新法，結果，勞心費神，事倍功半，不但沒有取得變法的成功，反而在眾多大官僚的反對聲中，在自己陣營不斷的內訌和分裂中積鬱成疾而死。
1、三冗危機。北宋立國後，為了防止地方割據，便收歸行政權、財權、軍權，並採用分化事權的方式，維護中央集權；政治上，實行文人治國，軍事上，奉行守內虛外。
2、宋初，為削弱官員的權力，實行一職多官，但設官分職尚有定數。自宋真宗時起，朝廷關於官員致仕的詔令日見增多，至宋仁宗時，更是三令五申。同時，由於大興科舉、採用恩蔭制、奉行“恩逮於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籠絡政策，導致官員多貪戀權位，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冗員”）。
3、為穩定社會秩序，抵禦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實行“養兵”之策，形成了龐大的軍事體系；同時，為了防止武將專權，實行“更戍法”，使得兵將不相習，兵士雖多但不精，對外作戰時處於不利地位（“冗兵”）。
4、軍隊、官員的激增，導致財政開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財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統治者大興土木、修建寺觀等，形成了“冗費”。
三者緊密地聯絡在一起，最終形成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5、內憂外患。財政的虧空迫使政府不斷增加賦稅，除了繳納名正言順的“兩稅”之外，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給民眾造成沉重負擔，加之連年戰事和頻繁的自然災害，百姓苦難，各地怨聲不斷。農民由於沒有生路，紛紛揭竿而起。
6、同時，外敵的侵擾給北宋政權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北宋建國以後，就與東北邊境的契丹族和西北邊境的党項族連年發生戰爭，但由於北宋政治腐敗和軍隊軟弱渙散，雖然耗費了鉅額的財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敗告終。
7、慶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為首的“慶曆新政”，歷經一年即告失敗，結果並未改變這一嚴峻形勢。宋神宗即位後，大宋王朝雖然表面上一派繁榮，其實內部已經蘊涵著深刻的矛盾和問題。
8、由於土地兼併現象嚴重，大批農民喪失土地，兼之富豪隱瞞土地，導致財政收入銳減，出現了立國以來少有的財政赤字，“百年之積，惟存空簿”。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禦，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從新法次第實施，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梁啟超《王荊公》是20世紀評議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王荊公》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梁啟超用社會主義學說類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稱為社會主義學說的先行者，胡適之先生亦持有相類的觀點。其後研究者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