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傳濤：變味兒的“愛國”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釋出訊息，對當天群眾在日本駐華大使館門前的理性抗議活動表示感謝。而9月16日上午，大量抗議人群將廣州花園酒店圍住，少數人衝進酒店砸破玻璃，酒店內的日本料理店也被波及。目前，警方已控制數名打砸人員，並在酒店門口拉起了警戒線，抗議人群已陸續散去。

　　15日、16日兩天，至少有52座城市爆發了反日示威流行。這是愛國的表現。可是，在不少城市，都出現了令人震驚的打砸事件。當透明整潔的玻璃窗被扳手敲得粉碎，當乾淨的街區、乾淨的4S店被放火點燃，在濃煙滾滾之中，我們甚至感覺像是回到了沒有秩序、沒有法規的叢林社會。一種不安全感，油然而生。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釋出“對當天群眾在日本駐華大使館門前的理性抗議活動表示感謝”訊息，也是一種理性的勸說。也有另外一種情況，警方不得不拘留那些披著愛國外衣的流氓。因此，愛國固然高尚，但請不要把愛國的“邪惡”一現“打砸”出來。如果愛國行為影響到他人的權利與生活秩序，這就不是一種愛國，而是一種誤國和害國。因為只有私權利受到保護，我們才可能有愛國的權利。

　　英國人王爾德曾說，“愛國是邪惡的美德，它一旦成為人們唯一的信仰和道德，走上神壇併成為了不起的東西，就會成為為所欲為的理由，那它帶來的，很可能不一定是神聖，而是罪惡。”持同樣觀點的還有法國思想家盧梭，他說，“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哲人喬治·肖伯納也曾說，“除非你把愛國主義從人類中驅逐出去，否則你將永遠不會擁有一個寧靜的世界。”有些時候，愛國就像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正面刻著正義，反面卻畫滿邪惡。一不小心，這個硬幣掉在地上，呈現給公眾可能就是反面的邪惡。

　　在愛國主義狂熱席捲大街小巷時，整個社會可能會失序。社會中充斥著暴力，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私權利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打砸日系車會使許多無辜家庭的私家車受損，會使他們承受不應有的損失；打砸日本與我國合資的店鋪，也會讓一些同胞的經濟利益受損。社會處於這樣一種危險氛圍之中——幾乎所有與日本有關的餐廳、汽車、電子產品、音響產品、攝像產品，都面臨被砸搶的危險。連報道流行隊伍用的專業相機，也必須要用國旗來掩蓋。

　　另一方面，整個社會還有瀰漫著一種“消費愛國”的情緒。這裡的消費，自然不只是指經濟消費，而是還包括精神消費。媒體中，大量的網頁和版面都被愛國主義所佔用，至於那些讓國人痛苦不已仍然需要批判和改良的社會問題，比如說房價問題、腐敗問題、教育問題、收入不公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等諸多問題都被縮小化處理了。再比如，網購之中，之如“車是日本車，心是中國心”、“釣魚島是中國的，蒼井空是世界的”之類的車貼迅速走俏，一些販制不合格國旗的小商小販也大發“愛國之財”。這些顯然都有些不合理的。

　　愛國是一種美德。但同時，也要明確，愛國還有可能是一種邪惡的美德。愛國不能佔據我們的生活，也不能影響他人的生活；愛國不能讓我們無限制地去崇拜暴力，理性文明法治仍然需要恪守——這是一個底線。無論是道德論者，還是暴力論者，都可能會成為愛國者，但對於一個健康、文明、規範的現代社會而言，愛國應該有這樣一個明確的邊界。邊界之內，是理性愛國；邊界之外，是暴力主義。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繼續擁有愛國的基本權利。

　　近日。青島有20多位神秘人士在膠南市積米崖碼頭放生了大約一萬條美國紅魚，引來數百名市民爭相垂釣。據當地漁民介紹，這20多人自稱來自吉林。膠南市漁業部門相關技術人員稱，這些美國紅魚很快就會分流，因此對生態方面的影響不大。

　　放生者，像菩薩；殺生者，像惡魔。在這樣的思維定式下，放生一萬條美國紅魚的這20多位神秘 人士，很容易成為許多人心目中慈善的化身。而那上百位醉心於垂釣的當地人，也很容易成為邪惡的代名詞。而道理似乎也很容易講清，人家花了50萬元放了生， 市民卻在這釣魚，這是明顯的佔小便宜心理，並且人家的放生之舉也遭到了破壞。

　　表面上合情合理的說法，往往可能並不符合實際。在筆者看來，放生未必就一定高尚，而殺生就未 必就一定需要批評。尤其是對劣跡斑斑的“中國式放生”而言，垂釣未必就一定就是犯罪。具體說來，放生並非是一件有錢就可以做、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的事兒，相 反，放生的問題非常嚴肅，既需要弄清楚這些動物的生活習氣，也需要考慮到放生對當地生態環境帶來的影響。這兩個問題，來不得半點馬虎。

　　如其不然，放生就會變成“殺生”，或是“放死”。而這樣的例子半不少見。前些天，北京客在河 北興隆縣苗耳村放生千條蛇之舉，就曾引起當地居民的恐慌。而在幾年前發生的將一隻屬於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的陸龜放生大海、將正在冬眠的黃鱔放生海水的可笑橋 段，也時常重演。類似於這樣的放生，應該被叫停了。

　　真正善意的放生，還有嚴格的放生程式。《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第23條明確規定，“放 生單位應當向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經省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指定的科研機構進行科學論證後，報國務院林業 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授權的單位批准。”政府作這樣的限制，並非是限制公眾放生的自由，而是確實有著全面的考量。只有科學的放生，才能成為放生。

　　具體到本次放生萬條美國紅魚事件而言，就既不符合以上程式，又不符合保護當地生態的原則。膠 南市漁業部門相關技術人員介紹，美國紅魚原本分佈在美國大西洋一帶，以小魚蝦或貝類為食，在當地海域雖有人養殖，但沒有野生的，因此不屬於當地的野生魚 種。大量放生這種美國紅魚，短時會對當地海域的小魚蝦造成一定威脅。可以肯定地說，這樣的放生並非慈善，還可能是一種對生態的破壞。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談 市民的釣魚之舉，也就無所謂是無所謂非了。

　　放生不能成為個人善心的作秀。不是放生越多，功德就越高。甚至可以說，將落腳點歸到“積攢功 德”和“希望轉運”的“中國式放生”，只不過是化了妝的慈善，卸了妝，不過是赤祼祼的錢心交易。罔顧當地生態環境、罔顧動物生活習氣甚至是不顧動物死活、 不惜重資買來動物放生，這樣的放生，只能作孽。

　　 浦東公交金高公司近日為職工建立了“道德銀行”，職工每做一件好事，都可以獲得相應的積分，存入公交公司為員工所開的“道德銀行”賬戶中，當積分累積到一定數量，還能兌換相應的獎品。據瞭解，已有300多名公交員工透過做好事獲得了“積分”。該公司工會主席劉海英表示，希望以此有效激發職工的個人榮譽感，截至目前沒有發現一起弄虛作假事件。

　　“道德銀行”，不是一個新名詞。許多單位尤其是許多大學，都曾設立過的“道德銀行”。但是，就實際效果來看，“道德銀行”大多都無疾而終。設立“道德銀行”的目的無非是，用物質或是學分來刺激更多的人去做好人好事，提升道德水平，避免道德滑坡。從初衷來看，“道德銀行”應當獲得掌聲，至少，它能刺激公交公司所有司機在自己的職業道德做到“責無旁貸”，在某種層面上，也會有利帶動公德迴歸。

　　可是，“道德銀行”，說到底只是一種“道德考評機制”，是一個單位對於本單位職工的一種道德獎勵措施。而整個社會要面對是社會公德——範圍更大，涉事人群更廣。相比較之下，一家單位的“道德銀行”就顯得非常狹隘。有時候，不僅不能幫助提升公共道德，相反還有可能起到負作用。

　　首先，刺激獎勵做好人好事的方式，本身就存在問題，所謂的道德，應當建立在不求回報的基礎上，而道德銀行，雖然在客觀上刺激了道德回升，但與真正的道德好像還有許多差異；其次，“道德銀行”中設立的加分內容也非常有限，在面對沒有道德加分項的好人好事時，職工還會不會去做好人好事，就會成為疑問；此外，道德的高低問題，不可量化，是加20分，還是加50分乃至200分，都可能會引發道德量化的爭論。

　　這就好比一家單位開職工運動會。運動會章程規定，如果獲得一等獎者可以領取200元獎品，獲得二等獎者可以領取100元獎品，獲得三等獎者可以獲得50元獎品，那麼，無論是短跑、長跑還是跳高、跳遠，所有的職工都會竭盡全力去拼速度、拼力量，這是獎品刺激的作用。可是，運動會結束之後呢，職工們還會選擇去在操場上衝刺、用最大的力氣去跑跳嗎？當然不會。運動會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們每個人，卻要回歸生活中的本色。這是是典型的“獎品依賴症”。

　　而真正能夠挽回公德的做法，則離不開政府行為的高尚，離不開司法的公正，離不開全體社會成員的努力。一者，社會的主流體制不能繼續墮落，“你們在學和坤，卻讓我們學雷鋒”的體制必須要打破，如其不然，好人好事便是一種道德裹挾。二者，司法要更加公正，尤其是面對“做好人好事因為過失導致他人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威脅”情況時，可以引入西方社會的“好撒瑪利亞人法案”，讓所有的好人好事不再受傷。三者，道德上的迷人本應是不求回報，我們每個人只要做最好的自己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