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為牛的仁人志士：譚嗣同

　　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號壯飛，漢族，湖南瀏陽人，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維新志士。他主張中國要強盛，只有發展民族工商業，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公開提出廢科舉、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制等變法維新的主張。寫文章抨擊清政府的賣國投降政策。1898年參加領導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殺，年僅三十三歲，為“戊戌六君子”之一。代表作品《仁學》、《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等。

　　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曾任清政府戶部郎中、甘肅道臺、湖北巡撫等職。生母徐氏出身貧寒，作風勤樸，督促譚嗣同刻苦學習。10歲時，嗣同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和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

　　1877年，在瀏陽與唐才常訂交，他又師塗啟先，系統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後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

　　1884年，他離家出走，遊歷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勞動人民反封建鬥爭精神的濡染，開闊了他的視野，使他的思想富於鬥爭性。1888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為蒐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而妥協退讓，中國戰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895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著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萬萬七千萬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為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7年夏秋間，寫成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他認為物質性的“以太”是世界萬物存在的基礎，世界萬物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之中，而變化的根源在於事物的“好惡攻取”、“異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現規定為“仁”，而“仁”的內容是“通”，“通之象為平等”，“仁――通――平等”是萬物的發展法則，是不可抗拒的規律。他在這部著作中，憤怒地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所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壓抑。指出，封建綱常禮義完全是那些獨夫民賊用作統治的工具，特別是君臣一倫，更是“黑暗否塞、無復人理”。因此，對於那些昏暴的專制君主，不僅可以不為其盡忠死節，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助舉辦新政。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孔子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

　　1898年3月，他又與唐才常等人建立了維新團體南學會。南學會以聯合南方各省維新力量，講求愛國之理和救亡之法為宗旨，“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為了加強變法理論的宣傳，他還創辦了《湘報》，作為南學會的機關報，由他任主筆。由於對湖南新政的盡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聞名。光緒《明定國是詔》後不久，就有人向光緒帝推薦譚嗣同，光緒帝同意召見。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他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參預新政。次日，光緒又召見他，表示自己是願意變法的，只是太后和守舊大臣阻撓而無可奈何，並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他參政時，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已是劍拔弩張。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謀，要在10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發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9月18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後率兵入京。袁世凱於20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后。 (星座www.meiguoshenpo.com)

　　21日，西太后發動政變。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他聽到政變訊息後並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譚嗣同把自己的書信、文稿交給梁啟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難，並慷慨地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日本使館曾派人與他聯絡，表示可以為他提供“保護”，他毅然回絕，並對來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在獄中，意態從容，鎮定自若，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9月28日，他與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義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當他們被殺時，刑場上觀看者上萬人。他神色不變，臨終時還大聲說：“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現了一位愛國志士捨身報國的英雄氣概。1899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墓前華表上輓聯寫道：“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

　　楊開慧，號霞，字雲錦，1901年出生於湖南省長沙縣板倉鄉。楊昌濟之女，毛澤東的第一任妻子，與毛澤東生有三個孩子，分別是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在毛澤東率領中共紅軍第二次進攻長沙後，楊開慧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她拒絕退黨或宣告與毛澤東脫離關係，於1930年11月14日被殺害。1957年毛澤東為紀念楊開慧特寫了《蝶戀花·答李淑一》詞一首。

　　楊開慧（1901年—1930年），號霞，字雲錦，出身於書香門第，1901年出生於長沙縣板倉。她不滿3歲時，父親楊昌濟懷著救國救民的抱負，遠涉重洋去留學，楊開慧在母親向振熙的撫養下度過了童年。其父楊昌濟是聞名三湘的學者、教授，他思想先進，開慧雖為女兒身，但父親也為她取了名、字、號。7歲時破例入長沙第四十初級小學，書香門第出身的楊開慧從小就表現出了過人的才氣。

　　1913年楊昌濟從國外歸來，任教於長沙湖南省立一師，全家從鄉下遷來長沙，住在大鵝塘。楊開慧跟隨母親陪伴從國外留學回湘的父親到長沙居住，正是在這段時間，楊開慧第一次見到她生命中至關重要、後來與她生死相依的毛澤東，那時毛澤東是楊開慧父親楊昌濟先生的學生，而且是楊昌濟最讚賞的學生，而按當時的師生之禮，毛澤東常去楊昌濟家，在這裡，他第一次見到後來成為他妻子，成為他三個兒子的母親的楊開慧，那時，她還是一個13歲的少女。能看見自己愛的人從少女長成亭亭玉立的美人，然後在她生命的春天，用心去追尋、然後獲得那份少女純情，不是每一個男人一生中都能得到的幸福，而毛澤東就是一個有這份幸福的男人。學高為師，德高為範，楊昌濟以淵博的學識和高尚的品德吸引著向上有為的學生，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等經常去楊家向老師請教各種救國救民的大道理。

　　從遷居長沙到1920年1月楊昌濟病逝，楊開慧沒有再進入學校。在家裡由父親指導自學。當毛澤東等來家向父親請教時，她總是搬一條小凳坐在旁邊，聽他們談論治學、做人之道，研討朝代興衰，探尋救國救民真理。毛澤東和楊開慧日漸熟悉，毛澤東像兄長一樣照顧比自己小8歲的師妹。

　　1918年夏，楊昌濟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後舉家北遷。1918年秋，為了組織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前去看望老師楊昌濟並在楊家小住。毛澤東9月間來到北京，並經恩師介紹，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助理員每月工資8塊大洋。毛澤東雖是暫住楊家，小師妹和他接觸的機會卻多了，他的言談、舉止，特別是他那憂國憂民、雄心救國的宏圖壯志，使楊開慧深感他是個不平凡的男子，有著非凡的才幹和令人著迷的魅力。她已經暗暗地喜歡他，願意和他接觸，聽他講話，幾天不見就有點心煩意亂，甚至坐臥不安了。正是在這期間，毛澤東每天清晨起來堅持洗冷水澡鍛鍊身體，而且寒冬臘月都是這樣堅持著，這也使得楊開慧從內心深處對他產生了一種敬佩，正是這時毛澤東和楊開慧開始相愛。17歲的楊開慧，不僅樹立了自己的人生觀，而且有了自己的愛情觀。她認為：對愛，不能一廂情願刻意去追求，那樣很容易而且最終會失去真摯的、神聖的、高尚純潔的愛情。她用一句話來概括自己的態度：“不完全則寧無。”楊開慧的父母將這一切看在眼裡，記在心裡，也有意識地給他們更多的接觸機會。兩情相悅，兩性相吸，愛情之神同時打開了兩個年輕人的心扉，兩顆還沒有品嚐過真正愛戀之果的心，開始惴惴不安起來，而且是越來越移近了，貼緊了。在故宮、北海、香山，常看到他們的遊蹤，秋天的紅葉、冬天的白雪，在這一對年輕人的心目中留下美好的記憶。他們的愛情像紅葉那樣豔麗，像白雪那樣純潔……他們越走越近，互相之間連稱謂也漸漸由“開慧”、“潤之”改成“霞”、“潤”了。1919年12月8日，毛澤東率驅張（敬堯）代表團第二次到了北京，當然住在開慧家裡。一年多來，魚雁傳書，他們的關係更加親密了.毛澤東正是在北京遇見了他人生的摯愛，而愛盈於他的胸懷和腦海，流溢在北京的湖畔、高牆和青磚衚衕間，這一次在北京，他愛的是一別經年、已經出落成花季少女，而意志和內心情感都另有新天地的恩師的女兒楊開慧。而楊開慧在北京重逢毛澤東那年是18歲，在少女燦爛如花的歲月裡，她遇到了一位有大情大愛、胸懷天下、中國歷史上後來最偉大的人物毛澤東，如此絢麗的愛情，將因為匯入了中國歷史的巨瀾、命中註定將會是驚天動地，而這一切在11年後當楊開慧因為摯愛毛澤東而捨身拋子走上刑場時，最終成為沉重的現實。

　　不久，楊昌濟染病，楊開慧日夜侍於病榻之側，併為父親讀書讀報。每期《新青年》是必讀之書，從這裡，楊開慧汲取了許多新思想新道德.1920年初，楊昌濟不幸在京病逝，臨終前，他給老友章士釗寫信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信中說：“毛蔡二君，當代英才，望善視之。”北京和長沙的教育界都為楊昌濟開了追悼會，毛澤東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參加守靈，幫助料理後事，父親病逝後楊開慧隨母親、哥哥回湖南。這一年冬天，在長沙市望麓園附近的船山書院內，楊開慧和毛澤東舉行了簡樸的婚禮，僅花了6元大洋請至親好友吃了一頓飯。

　　婚後的毛澤東和楊開慧聚少離多，這對革命伴侶為了執著的信念經常天南海北。開慧的性格自有她剛毅、堅強的一面，但在情感世界裡，她又是那樣多愁善感。這便註定了楊開慧作為一個女人所應承受的情感磨難，而這又是和毛澤東身份的特殊性聯絡在一起的。而毛澤東的內心又埋藏了多少對開慧的依依不捨！

　　1927年夏，八七會議後秘密潛回湖南的毛澤東日夜進行暴動的準備，楊開慧則照料著丈夫的生活。8月底，毛澤東去指揮秋收起義，行前囑咐楊開慧照顧好孩子，參加一些農民運動。楊開慧給丈夫帶上草鞋，並叮囑毛澤東最好扮成郎中。但誰也沒有想到，此次話別，竟成夫妻之間的永訣！

　　因關山遠隔，音信不通，三年間楊開慧只能從國民黨的報紙上看到屢“剿”“朱毛”卻總不成功的訊息，既受鼓舞又生牽掛。同時，開慧的處境卻是那樣地險惡。敵人到處在搜捕她，她仍無畏地奔走於板倉方圓數十里的地方，頑強地堅持地下工作。楊開慧自小顯示出一種女性的溫柔，內向而又沉靜的心理特徵，童年的楊開慧身體蠃弱，性情內向，並不愛動，因此與一般的孩子將大量時間投放在玩耍上不同，童年幼齒的楊開慧，已經有時間去思考人生的一些最基本的問題，很長一段時間內，楊開慧都生活在死亡的陰影之下，在楊開慧後來被人發現的自傳體回憶錄《從六歲到二十八歲》一文中，楊開慧涉及到最多的內心世界之一就是她短暫一生中始終感覺到死亡的影子，而她已經千百遍的思考過人生和死亡的意義了。在楊開慧生命很長一段時間內，她內心始終有自己將死亡的念頭，而幫助它對抗這個始終縈繞著她幼小心靈的黑色陰影的、是她對母親和家人愛：“我總捨不得我的母親去受那樣的痛苦——看見我死的痛苦——不是有這一個人有力的牽伴，那我簡直沒法生活下來的可能了！”這是後來她自傳回憶錄中的一段話，是在認識毛澤東之前的想法。楊開慧從一開頭就不是一個平凡的女子，她敏銳的內心世界從一開始就在替自己規劃未來人生最重大的抉擇：生與死的意義。

　　1930年10月，楊開慧在板倉被軍閥何鍵抓捕。面對愛人，她是那樣地溫柔，但面對敵人，她又是那樣的剛強，這就是楊開慧。出身書香門弟、“舉止溫婉”的楊開慧幾乎每天都被提去過堂，遭到皮鞭、木棍的毒打，還被壓槓子，被打昏後又用涼水潑醒……她帶著兒子岸英在獄中度過了一段極其黑暗的日子。

　　曾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鍵獻策稱：“楊開慧如能自首，勝過千萬人自首。”於是，審訊官提出，楊開慧只要宣佈同毛澤東脫離關係即可自由。開慧勇敢而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可以給她帶來生路的選擇。同年11月14日，開慧在長沙被殺害，年僅29歲。犧牲前她只說了一句話：“死不足惜，但願潤之革命早日成功。”

　　楊開慧犧牲的當晚，屍體被遠方舅舅偷運回家。7歲的岸青和僅3歲的弟弟毛岸龍抱著媽媽的屍體大哭不止。過了十幾天，毛岸英被營救出獄後，才準備掩埋開慧的遺體，三兄弟與媽媽難捨難分，痛哭不已，毛岸龍還非要和媽媽“睡”在一起。在場的人無不痛哭失聲。毛岸英是第一個止住眼淚的，他擦了一把眼淚對兩個弟弟說：“我們要懂事，要為媽媽報仇！”那時毛岸英8歲。

　　不久，正在江西指揮紅軍反“圍剿”的毛澤東，得知妻子犧牲的訊息，痛徹心肝，他在給楊家的信中說，“楊開慧之死，百身莫贖”。時至27年後，一句“我失驕楊君失柳”更是寄託了毛澤東對亡妻的綿綿哀思之情。

　　廖仲愷（1877年－1925年），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愷，廣東歸善（今惠陽縣）人，為客家人，生於美國舊金山華僑家庭，近代民主革命家。他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國民黨左派領袖、我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祖居地是廣東梅縣程江鎮，漢族客家人，我國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活動家、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國民黨左派領袖。1877年4月23日出生於美國舊金山。

　　擅長詩詞、書法，著譯編為《廖仲愷集》、《雙清文集》上卷。1893年，父親在舊金山病故後，隨母回國，1896年入香港皇仁書院學習。1903年1月赴日本留學，3月入早稻田大學預科政治科，同年結識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1905年加入中國資產階級政黨——同盟會，任同盟會總部外務部副部長、會計長。1906年，翻譯了一些早期社會主義學說，並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上發表。

　　1907年春轉入東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辛亥革命後任廣東軍政府財政部副部長，1912年5月升任軍政府財政司司長。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敗後，與孫中山等流亡日本。1914年5月加入中華革命黨（孫中山在原國民黨基礎上重組），1915年任中華革命黨財政部副部長，繼續為討袁籌措軍費。1917年9月任中華民國護法軍政府財政次長、代理總長。1918年6月隨孫中山到上海後，和朱執信創辦《建設》雜誌，宣傳和研究革命理論。1921年5月，廣東革命政府成立，任財政部次長。積極籌款支援孫中山的北伐計劃，遭到反對北伐的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的囚禁，經夫人何香凝等人的積極營救獲釋。此後，全力輔佐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並極力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忠實執行者和捍衛者。

　　1924年1月任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秘書長、國民黨一大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委、工人部長，並積極籌備建立黃埔軍校，任黨代表。11月任大本營參議、所有黨軍、各軍官學校和講武堂的黨代表，兼任中央農民部長。在平定商團叛亂、楊劉判亂、北伐、東征等戰役中起了重要作用，為鞏固廣東革命政權作出了巨大貢獻。1925年7月國民政府成立，任財政部長、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廣東省政府財政廳長。1925年8月20日，在設於惠州會館的國民黨中央黨部（今越秀南路89號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立有紀念碑），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右派所指使的暴徒殺害，遺體先是暫厝廣州駟馬崗朱執信墓旁，1935年遷葬南京中山陵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