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黃梅戲的唱腔屬板式變化體，有花腔、彩腔、主調三大腔系；
2、’黃梅戲以抒情見長，韻味豐厚，唱腔純樸清新，細膩動人，以明快抒情見長，具有豐富的表現力，且通俗易懂，易於普及；
3、在音樂伴奏上，早期黃梅戲由三人演奏堂鼓、鈸、小鑼、大鑼等打擊樂器，同時參加幫腔，號稱“三打七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黃梅戲正式確立了以高胡為主奏樂器的伴奏體系；
4、黃梅戲唱腔委婉清新，分花腔和平詞兩大類；
5、黃梅戲以高胡為主要伴奏樂器，加以其它民族樂器和鑼鼓配合，適合於表現多種題材的劇目。
1、黃梅戲的唱腔屬板式變化體，有花腔、彩腔、主調三大腔系；
2、’黃梅戲以抒情見長，韻味豐厚，唱腔純樸清新，細膩動人，以明快抒情見長，具有豐富的表現力，且通俗易懂，易於普及；
3、在音樂伴奏上，早期黃梅戲由三人演奏堂鼓、鈸、小鑼、大鑼等打擊樂器，同時參加幫腔，號稱“三打七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黃梅戲正式確立了以高胡為主奏樂器的伴奏體系；
4、黃梅戲唱腔委婉清新，分花腔和平詞兩大類；
5、黃梅戲以高胡為主要伴奏樂器，加以其它民族樂器和鑼鼓配合，適合於表現多種題材的劇目。
在中國五大戲劇裡黃梅戲以抗日題材及愛情故事被人們所喜愛，在黃梅戲文化中許多名人對它也是諸多好評。那麼同學們知道黃梅戲的特點是什麼嗎？人們對於他的藝術價值評論又是什麼呢？下面就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約從清乾隆未期到辛亥革命前後。產生和流傳到皖、鄂、贛三省間的採茶調、江西調、桐城調、鳳陽歌，受當地戲曲(青陽腔、徽調)演出的影響，與蓮湘、高蹺、旱船等民間藝術形成結合，逐漸形成了一些小戲。
進一步發展，又從一種叫“羅漢樁”的曲藝形式和青陽腔與徽調吸收了演出內容與表現形式，於是產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戲。從小戲到本戲還有一種過渡形式，老藝人稱之為“串戲”。所謂“串戲”就是各自獨立而又彼此關連著的一組小戲，有的以事“串”，有的則以人“串”。
“串戲”的情節比小戲豐富，出場的人物也突破了小丑、小旦、小生的三小範圍。其中一些年齡大的人物需要用正旦、老生、老醜來扮演。這就為本戲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第二階段，是從辛亥革命到1949年。這一階段，黃梅戲演出活動漸漸職業化，並從農村草臺走上了城市舞臺。黃梅戲入城後，曾與京劇合班，並在上海受到越劇、揚劇、淮劇和從北方來的評劇(時稱“蹦蹦戲”)的影響，在演出的內容與形式上都起了很大變化。編排、移植了一批新劇目，其中有連臺本戲《文素臣》、《宏碧緣》、《華麗緣》、《蜜蜂記》等。
音樂方面，對傳統唱腔進行初步改革，減少了老腔中的虛聲襯字，使之明快、流暢，觀眾易於聽懂所唱的內容。取消了幫腔，試用胡琴伴奏。表演方面，吸收融化了京劇和其他兄弟劇種的程式動作，豐富了表現手段。其它如服裝、化妝和舞臺設定，亦較農村草臺時有所發展。
第三階段，是1949至今。1952年，安慶黃梅戲藝人帶著《打豬草》、《藍橋會》等劇目到上海演出。幾十年來造就了一大批演員，除對黃梅戲演唱藝術有突出成就的嚴鳳英、王少舫等老一輩藝術家外，中青年演員馬蘭、韓再芬等相繼在舞臺上、銀幕上和電視螢幕上展現了各自的英姿，引起了觀眾的注視。嚴鳳英、王少航合演的《天仙配》，曾二度攝製成影片，轟動海內外。
黃梅戲的藝術特色：
在劇目方面，號稱“大戲三十六本，小戲七十二折”。大戲主要表現的是當時人民對階級壓迫、貧富懸殊的現實不滿和對自由美好生活的嚮往。如《蕎麥記》、《告糧官》、《天仙配》等。小戲大都表現的是農村勞動者的生活片段，如《點大麥》、《紡棉紗》、《賣鬥籮》。
解放以後，先後整理改編了《天仙配》、《女駙馬》、《羅帕記》、《趙桂英》、《慈母淚》、《三搜國丈府》等一批大小傳統劇目，創作了神話劇《牛郎織女》、歷史劇《失刑斬》、現代戲《春暖花開》、《小店春早》、《蓓蕾初開》。其中《天仙配》、《女駙馬》和《牛郎織女》相繼搬上銀幕，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嚴鳳英、王少舫、吳瓊、馬蘭是黃梅戲的著名演員。
黃梅戲的類別主要有花腔和平詞。花腔以演小戲為主，富生活氣息和民歌風味。平詞，正本戲中的主要唱腔，常用大段的敘述、抒情，韻味豐富，如行雲流水。
黃梅戲有兩大聲腔體系———花腔體系、平詞體系。花腔體系脫胎於民歌小調，屬曲牌體。平詞體系淵源於高腔、彈詞、羅漢樁、道情、吹腔、徽調、京劇等聲腔，屬板腔體。這兩大聲腔體系，都植根於安慶地區的聲腔土壤。黃梅戲表演形式，在學習借鑑崑曲、京劇、徽劇等大劇種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早期黃梅戲從業人員中，有成就、且有史料記載的黃梅戲老藝人，絕大部分都是安慶地區的人。例如蔡仲賢（已知最早黃梅戲演員，生於1821年，望江縣人），胡普伢（最早黃梅戲女演員，生於1821年，太湖縣人）、洪海波（潛山縣人）、葉炳池（東至縣人）、咎雙印（懷寧縣人）、胡玉亭（望江縣人）、龍崑玉（望江縣人）、程積善（貴池縣人）、查文豔（懷寧縣人）、丁永泉（懷寧縣人）、潘澤海（安慶市人）、嚴鳳英（桐城羅嶺人）等，他們之間都有師承關係。
建國前，黃梅戲沒有文人介入，演出的百餘本大小傳統劇目，絕大部分都是移植於青陽腔、嶽西高腔、京劇和徽劇。
透過以上對黃梅戲聲腔形成的探討，劇目積澱的溯源，演員師承關係的覓蹤以及黃梅戲歷史沿革發展的總體把握，我們對黃梅戲劇種的發展概貌，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
黃梅戲的源頭就在安慶地區，黃梅戲誕生於安慶地區，成長於安慶地區，興盛於安慶地區。聲腔系統是一個劇種的重要標誌，任何一個劇種和隸屬於這個劇種的聲腔系統的形成，都有一個不斷吸納、借鑑、融會、揚棄、改造、流傳、不斷適應觀眾審美需求、艱難複雜的積累創造的過程。在這個不斷走向成熟的過程中，一定會有與本劇種在文化背景、人文環境、審美趨向、生活習俗等方面，存在著淵源關係的某一種或某幾種音樂素材，是本劇種的重要養分，從而加速了這個劇種的形成。
如果我們將一個劇種比喻成一條江河，那麼，對於催生這一劇種成熟的某一種或某幾種音樂素材，只能算是沿途匯入那條江河的支流。黃梅戲之於黃梅採茶調的關係，就如同江河與支流的關係，黃梅採茶調是促成黃梅戲成熟的重要因素，但決不是黃梅戲的源頭。
黃梅戲源頭的歷史記載陸洪非先生在《黃梅戲源流》一書中，對黃梅戲的源頭列舉了幾種傳說。
傳說之—：“黃梅戲是在‘懷寧腔’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每當春種秋收之時，農民們慣唱‘懷調山歌’來歌頌自己勞動的豐收。這種民間優美抒情的山歌小調，統稱為‘懷寧調’。”
傳說之二“……黃梅戲起源於安徽安慶地區。從前每逢黃梅季節，常常洪水成災，四鄉農民為了祈求豐年，就在這個時候舉辦迎神賽會，會上出現各種歌舞演唱，在這種歌舞演唱形式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戲曲形式，因與黃梅季節有關，故名曰‘黃梅調’。”
傳說之三：“黃梅戲源於湖北黃梅縣的民歌小調即黃梅採茶調。”
以上三種傳說，我認為前兩種傳說較為符合歷史真實，後一種傳說就顯得牽強附會，很多人因為黃梅戲和黃梅縣同字同音而趨同黃梅戲源於黃梅縣的說法。當然，一些專家也曾從音樂、劇目、師承的層面進行分析、推論，認為黃梅戲源於黃梅採茶調，但提出的論據、論點不具有說服力，他們也坦承由於可供借鑑的資料匱乏，所以，無法最終形成定論。
至於黃梅戲到底源於何處，很少人有興趣去探討研究。這既有年代久遠，原本就缺少文字資料，一些瞭解情況的老藝人也相繼去世，又無經費支援的原因，也與人們普遍對黃梅戲起源持漠視態度有關。
【結束語】我以為，黃梅戲經過一代又一代人艱苦卓絕的創造發展，已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民間小戲，一躍成為全國著名劇種，且在戲曲整體萎縮的形勢下，依然保持著一種良好的發展態勢，這得益於黃梅戲的通俗化、大眾化的藝術品格和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
藏族器物給人的總印象是看上去端莊敦厚，收放合度，和藏族建築及服裝的特點基本趨於一致。如酥油燈的造型就很像一個穿皮袍的藏北婦女；壺、罐、壇類，雖都用倒置梯形的形式，但上下寬窄與高度所形成的比例關係，都能使人產生一種非常安定的感覺。不故弄玄虛，不譁眾取寵，崇尚自然美的規律，這正是藏族人民的性格在造型形式中的體現。
藏式器皿的兩條側輪廓線，往往有一種速放急剎的感覺，蘊藏著一種凝聚力。有人曾用“粗獷奔放”四個字來概括西藏器皿造型的特點，看來也不太確切。從不依照力學的最小穩定係數去製造工藝品，而只著重依照自然感覺來求得最大安定這個意義上說，它們的確沒有過多雕琢的痕跡，是可謂“粗獷”，但卻引而不發，欲“奔”不“放”。
器表裝飾在西藏器物造型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裝飾手法是：鏨花、雕鏤、刻畫、模衝、冷鍛、塑雕、鑲嵌、鎏金（銀）等。鎏金在藏族地區很為流行，歷史也很悠久。鎏金就是鍍金、鍍銀的工藝，它是把溶好的金、銀“汞齊”用水銀加熱熔化成的金、銀汁，刷或噴在已經除汙磨光的銅器或銀器上，再把器件放在硫黃、紅石和食鹽的混合液中浸泡冷卻，從而改變了原材料表面色澤特徵，使其增進材質檔次的一種傳統的工藝形式。
藏族器物藝術雖僅是藏族文化的一個區域性，但卻也是緊緊鑲嵌在民族歷史軀幹上的不可忽視的一部分。所以，研究藏族器物藝術形式、特點、風格、內容和製作方法等的同時，也必須研究使它發生、發展的社會歷史和民族演變過程，以便能夠比較正確地繼承和發揚傳統，使之為不斷地豐富和滿足藏族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