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是指正當、正直和道義的氣節，即“正義之氣”。“義”的原義是指人的儀表，是人們在人際交往中對親密友誼、對美好善良的追求。《說文解字》這樣解釋：“義（義），己之威儀也。從我從羊。”意思說，“義”是一個人的外在形象和內在涵養，我們崇尚羊的形象和涵養，要像羊一樣溫和、善良、美好。
“禮”，是指禮儀、禮貌和禮節，即“禮儀之規”。“禮”最初是原始社會祭神祈福的一種習俗和儀式。《禮記·表記》中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指的就是一種儀式、一種習俗，當時還沒有把“禮”作為一種道德規範、道德準則和道德理念加以明確和倡導。
隨著社會進一步發展，關於“禮”的認識和理解也有了新的變化。《禮記·表記》寫道：“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這說的是殷人尊神，而周人事鬼敬神而遠之，開始遠離它，並且“制禮作樂”，逐步把這些禮儀加以規範，對在哪種情況下實行什麼樣的禮節、舉行什麼樣的禮儀、講究什麼樣的禮貌進行了具體規範，提倡以“禮樂”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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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人說，中國人創新意識差，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更直白一點說，是受到了孔夫子的影響。地 處齊魯之地的山東人更是說，我們保守，是因為受孔夫子影響深。說者大有不屑、調侃、貶斥的意味，似乎自己不如人意的現狀，是孔夫子造成的。孔夫子要為當下 中國人的痛苦屈辱承擔責任。孔夫子束縛了手腳，束縛了創造，束縛了思想，使得人們謹小慎微、縮手縮腳，限制了作為。真的是這樣嗎？
孔夫子作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作為在中國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教育家、思想家，為中華文明貢 獻良多。其言其行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種重大的歷史文化現象，對後人的影響，是後人為我所用、自我選擇的結果，前人是沒有責任的。正如錢幣，普通 人用之過日子，慈善家用之行善，投機者用之生財，官場用之行賄，無良者用之搞恐怖。錢有何罪？錢擔何責？善人用之行善，壞人用之行惡。工具而已，手段而 已。至於有人說，孔子的學說為歷代帝王所利用，就不是好東西。這還是“階級鬥爭”思維的結果。且不說帝王中有開明之君，為中華文明增光添彩。即使昏庸無道 的暴君，他們尊孔，孔夫子也不可能承擔什麼責任。猶如當今的暴發戶識字不多藏書多、胸無點墨喜字畫、陋知文物重金買一樣，附庸風雅而已，聚財而已。書何 辜？字畫何辜？文物何辜？以此推理，孔夫子何辜？
或許有人說，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是滲透到血脈中的。甚至有人大言，我們的身體有這種文化 基因，血液裡流淌著這種文化元素。文化基因須靠後天諸多因素方能啟用產生作用，正如馬克思主義，有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有列寧的馬克思主義，有斯大林的馬 克思主義，有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有鄧小平的馬克思主義。同是馬克思的學說，因後來者學養、人品、地位、權欲的不同而大相徑庭。
被列為“四書”之一的《論語》，是孔門弟子及後學對孔子言行和弟子言行的輯錄，集中體現了孔 子思想的精華。以我個人的看法，熟讀《論語》可以使你成為一個優秀的人，讓別人喜歡你的人。因為教你和、教你智、教你勇、教你有德、教你好學、教你中庸、 教你遷善改過、教你遠離小人、教你有境界。孔子推崇的是“坦蕩蕩”的君子，而非“常慼慼”的小人。其言其行是拿得上臺面的東西，而非背後的唧唧喳喳，爾虞 我詐。孔夫子讓人自尊自愛，“出門如見大賓”，同時要愛他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這是孔夫子存在的最大理由， 符合人情，切入人心。
孔夫子深情呼喚人要有誠信，“主忠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言必信，行必果”。他 說，人沒有誠信，就好像大車沒有安橫木的輗，小車沒有安橫木的軏，怎麼能行走呢？面對今日誠信的嚴重缺失，我們讀讀先哲的論述，當有所警醒。當謊言統治世 界，當欺矇大行其道時，人人戴上假面具，彼此欺詐。官愚民，民愚官。良知未泯者提倡誠信，靠謊言支撐的官場，靠行騙混世的無賴，能不反對嗎？
孔夫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告訴人們要有自己的個性主張，不迎合不附和，善 於與他人合作共事，和諧相處，和睦共存。這是君子之風；而小人則是毫無個性，曲意附和，表面同意，背後踢腳，貌合而情疏。反觀今日之官場商界，同而不和者 何其多也。臺上言和，臺下踢腳。當面握手，背後詆譭。十足的小人作派，對這樣的毫無特操的人，要求他“和而不同”，豈不是一種束縛？
“仁”和“禮”，仁者愛人，克己復禮。主張在人人道德自覺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禮樂文明的社會。禮，是統治者維護社會秩序的一種制度，具有外在性。仁，是一種道德規範，具有內在性，受制於禮，兩者相輔相成，相互約束。仁是仁慈、和善，關愛、誠信，本意是果核。禮是本體“仁”衍生的“義”之後的產物，側重點是“外、表”，禮是禮節更注重行，因為禮的出現，引出虛假盛行，世道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