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兵家的治國思想

　　先秦是中國文明從萌生走向繁榮昌盛的時代，有著極其豐富的內涵和重要的研究價值。由於距今年代久遠，夏商周三代翔實的信史並不多。春秋戰國時期，上承三代神權政治，下啟秦朝統一的中央集權，經歷了生產方式變革、社會形態的轉型等一系列社會鉅變，在紛爭動盪的歷史時期，先秦諸子以自己的研究和思考為基礎，提出了各自的政治路線，雖然觀點各不相同，但是目的都在於提出一套治理國家的方案，“所謂百家言者，蓋罔不歸宿於政治”，“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先秦諸子是政治理論家，先秦諸子的爭鳴實質上是在政治路線上的爭鳴。各種思想都形成了一定的體系，這些體系對其後的諸多思想都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這一時期奠定了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和政治思維模式的基礎。春秋中後期，社會正處於瓦解階段，新興的封建制由萌芽逐步發展，進而取代沒落腐朽的奴隸制。在社會的這一過渡時期中，戰爭頻繁，先秦兵家的出現，適應了春秋中後期封建制取代奴隸制的激烈鬥爭的需要。軍事方面的智謀之士，總結經驗教訓，研究制勝規律，這一類學者，稱之為兵家，兵家分為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家。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兵家》中說到“陰陽、技巧之書，今已盡亡。權謀、形勢之書，亦所存無凡。大約兵陰陽家言，當有關天時，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實用。然今古異宜，故不傳於後。兵形勢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在，仍多後人所能解。至兵權謀，則專論用兵之理，凡無今古之異。兵家言之可考見古代學術思想者，斷推此家矣。”兵家主要代表有孫武、吳起、孫臏、尉繚等。他們的著作留傳下來的有《孫子兵法》、《吳起》、《孫臏兵法》、《尉繚子》等。這些著作均是當時戰爭和治兵經驗的總結，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戰略戰術原則，包含有豐富的軍事辯證法思想以及治兵作戰的哲理。先秦兵家思想是我國古代燦爛的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曆代軍事家對戰爭決策、指揮、統籌及其規律方面的理性認識的總和。中國古代兵家管理思想，包括若干科學的管理觀點，它既把政治、經濟、軍事、天文、地理、國際關係等各種客觀因素作為決定勝負的條件，並把它們看成是相互關聯的管理決策的統一整體，同時又把戰爭主觀指導，即主體的決策、指揮、組織、運籌等軍事理素質（所謂的“將能 ”、“將才”）作為一項基本因素，並由此而引出爭取戰爭勝利的一系列戰法。在列國紛爭的時代背景下，“治”與“兵”是當時的兩大重要議題，國家的興衰治理與軍事準備、軍事鬥爭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韓非子《五蠹》中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時代大勢決定了人們對政治和軍事的普遍關注，“境內之民皆言治”，兵家也不例外，兵家有自己獨特的的角度和視閾。與時事的密切結合，也推動了兵家成為當時的顯學之一，在談到這一時期的政治思想或者治國思想時，不應該忽視兵家的經國治軍思想。對於先秦兵家的治國思想，應該承認它是經軍治國的重要性，對古代治國思想有著重要的影響；同時也要看到兵家的出發點是軍事，他們的政治、經濟、倫理等方面的主張歸根結底也都是為了軍事服務。在戰亂時期，軍事對整個國家政治生活的影響是巨大的，但軍事並不是政治生活的全部，尤其在和平時期不可能完全用戰時的原則來治理國家。出發點和關注點不同，兵家對其它領域的政策和思想所涉及的廣度和深度與專門談政治的思想家、政治家相比存在一定差異，即使是優秀的軍事家，如孫武、孫臏等，對政治的影響也是有限的。先秦兵家的治國思想是深深植根於當時的歷史環境的，在軍事地位非常突出的時代，兵家將治軍與治國緊密結合，順應了時代要求，才使兵家思想的價值凸現出來。先秦兵家思想切合具體實戰、實用的旨趣，這與中國古代治國思想的核心精神是相合的，也決定了兵家思想對於經軍治國的重要意義。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的珍貴歷史遺產。它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早期國家形成的時期，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提出並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民本”思想，而且它的內涵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豐富並有所衍變。先秦民本思想是伴隨著私有制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一種古老的政治理念。它濫觴於殷周，發展於春秋，成熟於戰國，歷時千餘年，形成了中國古代史上的一座特殊的政治思想寶庫，孕育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徵，在中華民族近二千年的封建社會中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首先，殷周時期是民本思想的萌發階段。古代文獻記載“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今不承古，罔知天之斷命”（《盤庚上》)，在當時的時代，統治階級總是利用人們對神崇拜心理為自己的統治編織合理依據，甚至提出“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隨著社會程序的發展，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作用逐漸顯現，民本思想開始萌發。作為政論文集的《尚書》，其中關於民本思想的論述到處可見:“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我民明威”（《皋陶謨》），“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泰誓中》），“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酒誥》）、“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無逸》）、“唯王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梓材》）。先秦時期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現為“敬德保民”思想。縱觀《尚書·周書》，民本思想內容包括四個方面：第一，要體察民情，上不濫費，下無過取。提出統治者要知道“稼穡之艱難”，才能“保惠於庶民”（《無逸》。第二，要正確對待民眾的過失，重在教育。《康誥》指出，民眾犯了錯誤，不能動輒就濫施刑罰，而要“裕民”，即要引導和教育。第三，要關注和救濟弱者。要求統治者“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梓材》）這是說，當政者不能殘害人民，虐待人民，對於鰥寡孤獨之人和賤妾，要能夠包容，並在《康誥》和《無逸》等篇目中強調其重要性。第四，要法先王且慎用刑罰，認為“乃惟成湯……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多方要求統治者在執法過程中，做到“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其罪惟均”（《呂刑》），加強對執法者的行為約束，防止徇情枉法、濫用刑罰，殃及無辜。《周書》為何如此強調民本思想的重要性呢？究其原因，是因周初的統治者在殷、周王朝的更迭過程中，親眼目睹了這一政權變更的全部過程，尤其是“牧野之戰”，商紂軍隊陣前倒戈，成為商紂滅亡的直接原因。歷史和現實促使當政者對民眾的認識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據時代特徵來看，當時的“民本”思想也只侷限於少數開明的統治者階層對於民心向背在政權更替中作用的認識，它沒有、也不可能成為當時的主流社會思潮。其次，春秋時期是民本思想的發展時期。春秋時期逐漸進入了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大變革時期，整個社會進入動盪的轉軌時期，各種矛盾日漸激化，呈現出一種侵伐、篡弒、新勢力向舊勢力展開奪權的複雜局面，民眾作為一種集體的力量得到空前彰顯。民本思想在《尚書》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集中體現在《左傳》對民本思想的各種具體描述：首先，它注意到了利民、恤民的重要性，強調“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文公十三年》）。其次，強調民本與禮義的有機融合。如齊景公在與晏子的一次對話中，領悟出尊重民眾是“禮之上也”（《昭公二十六年》），這裡呈現出為了將民本思想現實化，求助於制度建構的理性化傾向。第三，在民與神的關係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倡導民本位的思想，認為“民，神之主也”（《僖公十九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桓公六年》），“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莊公三十二年》）。這些開明思想是對當時社會存在的反映，關聯著“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的歷史事實，凝結著大量施政教訓，飽含著哲人的深刻沉思。

　　先秦時期，音樂是禮樂制度一部分。

　　1、儒家：最講究周禮，當然也重視樂。樂的主要是起到輔助禮的作用，作為典章制度，它是社會政治制度的體現，是維護上層建築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與人交往中的儀式。樂在儒家眼中是上層統治階級區分等級，明確貴賤，具有極強政治性的的高雅文藝娛樂活動。

　　2、道家：講究清靜無為，反感禮樂的繁文縟節，提倡順其自然。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在道家眼中，雨聲，雷聲，流水聲，鳥鳴聲，乃至樂器聲都是在天地“大氣”下萬物共鳴而產生的天籟。

　　3、墨家：墨家崇實務，摒棄一切娛樂活動，因此毫無音樂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