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音樂是禮樂制度一部分。
1、儒家：最講究周禮，當然也重視樂。樂的主要是起到輔助禮的作用，作為典章制度，它是社會政治制度的體現，是維護上層建築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與人交往中的儀式。樂在儒家眼中是上層統治階級區分等級，明確貴賤，具有極強政治性的的高雅文藝娛樂活動。
2、道家：講究清靜無為，反感禮樂的繁文縟節，提倡順其自然。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在道家眼中，雨聲，雷聲，流水聲，鳥鳴聲，乃至樂器聲都是在天地“大氣”下萬物共鳴而產生的天籟。
3、墨家：墨家崇實務，摒棄一切娛樂活動，因此毫無音樂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的珍貴歷史遺產。它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早期國家形成的時期，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提出並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民本”思想，而且它的內涵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豐富並有所衍變。先秦民本思想是伴隨著私有制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一種古老的政治理念。它濫觴於殷周，發展於春秋，成熟於戰國，歷時千餘年，形成了中國古代史上的一座特殊的政治思想寶庫，孕育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徵，在中華民族近二千年的封建社會中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首先，殷周時期是民本思想的萌發階段。古代文獻記載“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今不承古，罔知天之斷命”（《盤庚上》)，在當時的時代，統治階級總是利用人們對神崇拜心理為自己的統治編織合理依據，甚至提出“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隨著社會程序的發展，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作用逐漸顯現，民本思想開始萌發。作為政論文集的《尚書》，其中關於民本思想的論述到處可見:“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我民明威”（《皋陶謨》），“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泰誓中》），“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酒誥》）、“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無逸》）、“唯王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梓材》）。先秦時期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現為“敬德保民”思想。縱觀《尚書·周書》，民本思想內容包括四個方面：第一，要體察民情，上不濫費，下無過取。提出統治者要知道“稼穡之艱難”，才能“保惠於庶民”（《無逸》。第二，要正確對待民眾的過失，重在教育。《康誥》指出，民眾犯了錯誤，不能動輒就濫施刑罰，而要“裕民”，即要引導和教育。第三，要關注和救濟弱者。要求統治者“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梓材》）這是說，當政者不能殘害人民，虐待人民，對於鰥寡孤獨之人和賤妾，要能夠包容，並在《康誥》和《無逸》等篇目中強調其重要性。第四，要法先王且慎用刑罰，認為“乃惟成湯……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多方要求統治者在執法過程中，做到“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其罪惟均”（《呂刑》），加強對執法者的行為約束，防止徇情枉法、濫用刑罰，殃及無辜。《周書》為何如此強調民本思想的重要性呢？究其原因，是因周初的統治者在殷、周王朝的更迭過程中，親眼目睹了這一政權變更的全部過程，尤其是“牧野之戰”，商紂軍隊陣前倒戈，成為商紂滅亡的直接原因。歷史和現實促使當政者對民眾的認識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據時代特徵來看，當時的“民本”思想也只侷限於少數開明的統治者階層對於民心向背在政權更替中作用的認識，它沒有、也不可能成為當時的主流社會思潮。其次，春秋時期是民本思想的發展時期。春秋時期逐漸進入了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大變革時期，整個社會進入動盪的轉軌時期，各種矛盾日漸激化，呈現出一種侵伐、篡弒、新勢力向舊勢力展開奪權的複雜局面，民眾作為一種集體的力量得到空前彰顯。民本思想在《尚書》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集中體現在《左傳》對民本思想的各種具體描述：首先，它注意到了利民、恤民的重要性，強調“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文公十三年》）。其次，強調民本與禮義的有機融合。如齊景公在與晏子的一次對話中，領悟出尊重民眾是“禮之上也”（《昭公二十六年》），這裡呈現出為了將民本思想現實化，求助於制度建構的理性化傾向。第三，在民與神的關係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倡導民本位的思想，認為“民，神之主也”（《僖公十九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桓公六年》），“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莊公三十二年》）。這些開明思想是對當時社會存在的反映，關聯著“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的歷史事實，凝結著大量施政教訓，飽含著哲人的深刻沉思。
其一，儒注重服飾的象徵意義。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 （《荀子•非十二子》）其二，儀式的秩序化，象徵了一種社會秩序，儒繼承了儀禮的習慣，掌握了象徵的知識。其三，從儀式中追求“禮”的意味。禮儀不僅僅是一種動作和姿態，也不僅僅是一種制度，它要象徵一種秩序，保證這一秩序得以安定的是人對於禮儀的敬畏和尊重，而對禮儀的敬畏和尊重又依託著人的道德和倫理的自覺，沒有這套禮儀，個人的道德無從寄託和表現，社會秩序也無法得到確認和尊重。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曾子襲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禮記》）其四，從象徵中發展出“名”的思想。名對實有限制規範和整頓的作用，透過“符號”的再次清理和確認來達到對事實的清理和確認。其五，推尋禮儀的來源與確立“仁”的價值。推尋禮儀的來源與確立“仁”的價值為保證社會秩序的道德倫理尋找一個共同承認的，最終的價值依據和心理本原。不言自名的權威律令由外在的禮樂向內在的情感轉移，古代思想世界的神秘意味開始淡去，而道德色彩開始凸顯，中國思想史就完成了它的蛻皮過程，從新思想萌生出來的，是一個依賴於情感人人性的自覺凸顯來實現人間秩序的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