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士兵：鄉土文化與城市文化的碰撞

　　農民工“禁租令”

　　無論城裡人還是農民工都希望獲得美好的生活。城裡人不希望自己生活被農民工干擾，而農民工需要在城市空間裡繼續生活夢想，釋放自己的心情。生活方式的碰撞，讓一些小區居民找到小區物業，下發“禁租令”，不許居民將房屋租給農民工。

　　在一個社會分層的年代，這種尷尬是難免的。當“生活權”遭遇“生存權”，誰應退避？當“鄉土文化”遭遇“城市文化”，如何取捨？人是平等的人，現在，我們也只能希望，透過理解、包容、寬容這些價值疏導，來讓二者達到融合的理想境界。

　　問題是，這種美好希望，不是一下子就能達致的。因為文明的融合，從來也不是速成的，它需要時間積澱文化力量來打破障礙。解決當下最直接最顯性的客觀矛盾，必須及時透過公共管理來完成。在這種情況下，選擇以最務實的視角看待文明衝突，就顯得特別重要。

　　社會學家費孝通曾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城市管理的職能，不就是讓生活更美好嗎？不就也是讓每個人覺得自己的“美”被捏衛嗎？現在，公共管理需要做的事，也就是讓城裡人與農民工應該“各美其美”。

　　要做到這一點，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要求城市管理者，真正能夠懂得欣賞這二者身上都包含著“美”。也就是說，要拋開簡單的“先進”與“落後”的固化思維判斷，拋棄城鄉二元差別的傳統思維，去承認他們當下的生活，都有現實的美好價值。

　　事實上，今天的城市文化，也未必就比鄉村文化有著更高品質。中國城市化程序很快，但不代表文 明就跟得上城市發展的腳步了。中國是傳統的鄉土社會，鄉村文化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根。面對很多城市管理困局，很多人在找不到答案的時候，甚至要回到以前鄉 紳治理格局下，才找到突破口。僅從文明程度來看，也不必就以為，城市文明就高於鄉村文明。

　　以農民工為例，這個群體身上帶著濃厚的鄉土文化底色。這種文化可能顯現出粗鄙的一面，但是， 與很多城市衣著光鮮，守在封閉狹隘空間裡的城裡人相比，農民工很多生活情態，也經常包含城裡人身上缺少的自由、真誠、灑脫、開放等等文化元素。在一個價值 多元、生活方式多樣的時代，如果只是簡單以身份地位、經濟實力的高低，來判斷不同人的生活價值高度，那就容易陷入文明的死衚衕。

　　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可能給相關人群帶來不一樣的幸福感。這就是大美。現在很多城裡人也未必篤 信自己真的就過得比農民工幸福。對城市管理來說，最大的價值實現，也就是保障生活在城市的不同人群，都能找到屬自己的最大幸福。從這個意義講，拋開文明歧 視，回到權利視角，對農民工管理告別臨時化思維，平等納入到公共管理的格局下，就是惟一路徑。

　　在今天的社會結構下，也沒有人可以生活在“孤島”上。住在小區裡的城裡人覺得農民工讓他們很 不爽，換個角度看，租在小區裡的農民工同樣覺得城裡人令人鬱悶。不要以為小區就是城裡人的小區，那也是農民工建的小區。誰對誰錯，誰是誰非，歸根結底，法 無禁止即可行。禁租令缺少法律正當，城裡人繞不開這樣的理虧。當然，你可以質疑農民工的道德問題，但道德更多還是用來律己的。

　　法律的歸法律，文明的歸文明。當前，城裡人與農民工，仍然可以“各美其美”。當然，要想讓城 市變得更加寬容開放，城市管理者也必須迅速告別城市本位主義，懂得尊重城市裡每一個群體的權利與尊嚴，比如，對農民工不再臨時化管理，把農民工納入到城市 人群下，迴歸權利與法律視角，這樣城市才會讓生活更美好。

　　自春秋時期以來，吳文化的發生到明清之際，都是吳文化的成長階段，歷經了數千年。在這個階段，吳文化已經不是最原始的吳文化，是先吳與商周文化相結合的產物了，本期的吳越文化為你介紹吳文化的兩個文化源頭。

　　所謂文化，其實就是“以文化人”和“自然的人化”。何曉明先生認為：“凡是超越本能的，人類有意識地作用於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活動及其結果，都屬於文化。”毫無疑問，有了人和人類社會，就有了人類的文化。由此，在一個大歷史和長時段的層面上，遠古至春秋時期當是吳文化的發生階段。

　　那麼，吳文化又是如何發生的呢？一般來說，吳文化是本土先吳文化和中原商周文化相激而生的，本土先吳文化和中原商周文化是吳文化的兩個源頭。就前者而言，我們今天所謂的吳地，根據太湖三山島的考古發現，早在一萬多年前就有了人類和人類的活動，他們創造了吳地最早的文化（我們稱之為先吳文化）。就後者而言，商代末期，泰伯、仲雍棄位南下東奔，中原商周文化因而化客為主，順勢由黃河中游地區移植太湖流域。這兩種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而且融和，便產生了吳文化。吳文化正是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時間、空間和人物的條件下發生的。

　　應該看到，第一，中原商周文化和先吳文化在發展水平上有所不同，當時的中原商周文化遠較先吳文化先進，當黃河中游地區已經出現了文字、青銅工具、階級和國家而進入文明時代的時候，太湖流域尚處於“刀耕火種”的原始時期，兩者之間確實有很大的差距；

　　第二，先吳文化和中原商周文化在基本面上亦有所不同，漁獵和採集是吳之先民的基本經濟活動，“文身斷髮”是先吳文化的基本風俗，而“商周時代是王權與神權結合的時代，是以祖神崇拜為核心，並具有濃厚宗教性質的巫史文化時期”，其生產也較為發達，兩者之間確實有很大的差異。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外來者的泰伯和仲雍要立足吳地，必然要克服這些差距和差異，必然要整合兩種不同的文化。《史記·吳太伯世家》載，泰伯、仲雍“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而“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

　　這表明泰伯和仲雍站在先進的中原商周文化的高度，首先以形式開始，主動接受了先吳文化的影響。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得到了吳之先民的認同和接受。可以說，泰伯和仲雍的成功，首先源於文化，特別是先進文化的力量。

　　必須指出，吳文化的產生不僅是本土先吳文化與中原商周文化融和的結果，而且這種融和還主要是以一種和諧的方式進行的。如前所述，泰伯、仲雍來到吳地之後，“文身斷髮”，主動接受先吳文化的影響，這是一種和諧；而“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這又是一種和諧。不難發現，吳文化自發生始，就深深埋下了和諧的種子，和諧文化是吳文化的基本屬性。

　　吳文化的發生，因其注入了先進文化、和諧文化的因子，故使吳地由原始社會後期一步進入文明時代，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這是吳地發展史上的關鍵一步，奠定了吳地發展的基礎，其後吳地種種的發展，都可追溯到這一步。

　　4月14日，湖北襄陽一酒店發生火災，致14人死亡47人受傷。事故發生後，有媒體和網友質疑襄陽消防部門救援不力，反應緩慢，久打不通，打通後消防車遲遲未到，趕到後竟沒有帶雲梯和相關救援裝置。

　　又是一起特別重大傷亡的災難，逝者與傷者遭遇的慘烈與苦難，也讓無數人內心充滿驚悸與悲憫。如同當初上海“11.5”大火一樣，質疑、道歉、檢查、反思也在迅速展開，相信不久，相關追責與問責也會有所呈現。

　　重複著這樣的流程，並絕不意味相關安全隱患就可以得到徹底清除，反而讓人覺得，城市大火像是頻發的礦難，一次次激起人們痛憤，又一次次讓人無奈麻木。事實上，這種突發性公共事件的議程設定，也並不是公眾能夠主動掌握的，在官方掌握更多話語權的背景下，公眾獲得相關資訊不及時也不對襯，後來的追責與問責能否真正還原公平與正義，仍有懸念。

　　比如，針對媒體和網友質疑，襄陽市消防部門稱，對網友疑問非常重視，透過調查核實，實際情況是接到報警後，就迅速調集最近力量趕赴現場，消防雲梯車實際到場2臺，臨街面因行道樹影響，舉高車無法工作，消防人員才採取拉梯掛鉤梯聯用、繩索攀登等方式開闢通道救人，共救出68名被困人員。面對這樣的回應，公眾也很難分辨出當地消防部門救援到底是否屬於“迅速”，也根本不知道雲梯這樣的救援裝置在現場是否配備充足。

　　倒是和以前很多公共事件一樣，問題更多被推給“行道樹影響”這樣的非人為因素了。而且，當地官方在新聞釋出會中，也都是扛著“迅速”、“依法”、“嚴格”、“全力以赴”之類的大詞，傳遞的都是救援與救治很給力，大有自我表揚的意味。可是，事故發生後再多的“積極作為”，也改變不了造成事故發生之前無數的不作為。

　　現在我們依然可以叩問，為什麼事發酒店存在那麼多的消防隱患沒有得到及時清理？為什麼各級政府與相關職能部門在日常工作中沒有主動跨前，成功檢查排解存在的問題？為什麼總是要把問題推給“道路與樹木”來尋求那一點責任豁免權呢？為什麼回應民意質疑總是含混表達，或者顧左右而言他？如此重複發生的災難，如此重複回應的現象，也只能表明，在相關治理方面，仍然未能走出治理困境，仍然未能徹底祛除問題癥結，仍然無法真正迎來一次里程碑或分水嶺的轉身。

　　在公共治理問題上，有時，一次會議，一個決定，一份宣言，一個科學發現，一次積極執法，都可能清除掉一種安全隱患。然而，很多地方公共管理部門在日常工作中，卻沒有沒有透過有效的積極作為，來真正把安全問題放在第一位。當初的上海大火事件後來被揭示出的種種問題，都讓人看到在相關利益博弈下，在特定的體制機制下，在權力與利益之手捆綁下，一些公共安全的頑症長期治理不力。

　　這次襄陽大火吞噬14條人命，能否燒痛一些地方政府，催發公共安全治理迎來重大的轉身，從更多的制度清理和細節治理入手，來祛除相關的安全隱患，仍存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