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士兵：“死也要死在編制裡”的年輕人

　　一名叫王洋的研究生在報考環衛工人失敗後，極度不甘而又堅定的說，“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編制裡”。目前他在一家傳媒機構工作，最近參加哈爾濱市面向全國招聘事業編制環衛工人的考試，被淘汰了。

　　這是沒能考上環衛工人的研究生。不妨再看看考上環衛工人的研究生怎麼說—— “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想要的人生。”說這話的人叫嚴曉，是27歲的女孩。在成功考上環衛工人後，她每天冒著零下30℃以上的寒冷在清掃街面雜物垃圾。

　　一個人，如果拋棄世俗標準，按照自己獨立的價值判斷來選擇想要的人生，值得讚賞。但我現在連半點掌聲也無法給予這些想做環衛工人而不得，以及終於做穩了環衛工人的研究生。原因很簡單，他們沒有為自己的振振有詞提供應有的價值支撐，來讓人感受到應有的獨立精神。驅動他們選擇的，根本不是環衛工人這份職業，而是事業編制的魔力。

　　這一次，中國研究生為擠進環衛工人的編制上演的激烈競爭，讓我強烈感受到太多年輕的人格已經遭遇體制殘忍的改造。考上環衛工人的研究生薑丹就說，“什麼樣的聲音我都能接受，像我們這些80後其實有很強的承受力。”在我看來，這樣的承受力，不是堅韌，不是隱忍，而是機械，而是麻木，實在不值得稱道。

　　網友和菜頭曾說，“追求現世安穩，在無形中束縛了自己，也束縛了所有人的未來”。事實上，熱衷體制內身份的王洋最看重的，也就是編制可以幫助安放戶口，獲得更多的福利和保障。安全第一，規避風險，現世安穩，歲月靜好。只是，這種 願意死在編制裡”的年輕人，還能承擔“中國夢”的責任嗎？

　　當年輕人失去“釋放自己”的動力和勇氣，一個社會也就註定要失去應有的創新與創造的能力。縱然我們願意把問題指向這背後太多的制度不公，縱然我們也明白在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領域體制改革的滯後，捆綁了很多年輕人獲得更好發展的機會，縱然我們也承認作為理性經濟人需要做出一定利益選擇，縱然我們也承認幾代人在應試教育模式下嚴重失去自我，但是，當一個人抱著“願意死在編制裡”的信仰，這種個體人格的沉淪，還是讓人很難“哀其不幸”，只會“怒其不爭”。

　　體制問題，當然需要國家透過頂層設計來解決，但是，作為現代公民，祛除社會各種舊制的弊端，本身也是一種責任。一個情願死在編制裡的研究生，從某種意義講，獨立精神已經死了。只是選擇追逐舊體制的紅利，沉醉在既得利益的幻覺，不願公民獨立精神去承擔改革應有的代價和責任，這樣缺少個體覺醒的年輕人，不值得任何理解和同情，只能讓人覺得悲哀，令人激憤。

　　對於沒有太多經驗的戀愛初學者來說，一言不合就分手是常有的事情。有時候一時嘴快把“分手”兩個字說了出來，後悔了就道個歉，床頭吵架床尾和嘛！可是，有些星男偏偏死要面子，明明很後悔還死硬撐著，結果就是勞燕分飛了。

　　獅子男

　　他們將面子和自尊視為自己的全部，平日裡最為看重就是他人對於自己的重視，尤其是在自己另一半面前總是會保持強勢一面，絕對不會將自己內心中的軟弱和不自信展現出來。

　　在選擇分手之後，獅子男也絕對不會表達出挽留或者是複合的想法，他們總希望對方能夠配合自己，能夠無條件的答應自己所有的要求。

　　正是這種性格特點導致獅子男在結束一段感情之後很少會有複合的情況，這種口是心非的做法不僅會傷害對方，也會讓自己長時間沉浸在對愛情的幻想之中難以自拔。

　　處女男

　　同樣也是一個不懂得挽留對方的星男，原因在於他們性格中的偏執以及精神潔癖。

　　瞭解處女座的人都知道一旦事態的發展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會給他們帶來怎樣的傷害，同時也會讓處女座們展現出極為極端行事方式，那就是絕對不會回頭。

　　天蠍男

　　和獅子男不同，天蠍男對於愛情有著非常認真的態度和明確的平等觀念。他們不會表現出大男子主義，也絕對不會遷就對方的任性，不過一旦選擇和對方在一起那麼無論面對怎樣的困難他們也絕不會放手。

　　這種愛情性格讓天蠍男絕對不會首先說出分手的話，而一旦當對方選擇分手的話他們同樣也絕對不會表現出任何複合的意願。簡單來說天蠍男同樣有著十分強烈的愛情自尊，但是他們的自尊心只體現在對於自我的保護上。

　　4月14日，湖北襄陽一酒店發生火災，致14人死亡47人受傷。事故發生後，有媒體和網友質疑襄陽消防部門救援不力，反應緩慢，久打不通，打通後消防車遲遲未到，趕到後竟沒有帶雲梯和相關救援裝置。

　　又是一起特別重大傷亡的災難，逝者與傷者遭遇的慘烈與苦難，也讓無數人內心充滿驚悸與悲憫。如同當初上海“11.5”大火一樣，質疑、道歉、檢查、反思也在迅速展開，相信不久，相關追責與問責也會有所呈現。

　　重複著這樣的流程，並絕不意味相關安全隱患就可以得到徹底清除，反而讓人覺得，城市大火像是頻發的礦難，一次次激起人們痛憤，又一次次讓人無奈麻木。事實上，這種突發性公共事件的議程設定，也並不是公眾能夠主動掌握的，在官方掌握更多話語權的背景下，公眾獲得相關資訊不及時也不對襯，後來的追責與問責能否真正還原公平與正義，仍有懸念。

　　比如，針對媒體和網友質疑，襄陽市消防部門稱，對網友疑問非常重視，透過調查核實，實際情況是接到報警後，就迅速調集最近力量趕赴現場，消防雲梯車實際到場2臺，臨街面因行道樹影響，舉高車無法工作，消防人員才採取拉梯掛鉤梯聯用、繩索攀登等方式開闢通道救人，共救出68名被困人員。面對這樣的回應，公眾也很難分辨出當地消防部門救援到底是否屬於“迅速”，也根本不知道雲梯這樣的救援裝置在現場是否配備充足。

　　倒是和以前很多公共事件一樣，問題更多被推給“行道樹影響”這樣的非人為因素了。而且，當地官方在新聞釋出會中，也都是扛著“迅速”、“依法”、“嚴格”、“全力以赴”之類的大詞，傳遞的都是救援與救治很給力，大有自我表揚的意味。可是，事故發生後再多的“積極作為”，也改變不了造成事故發生之前無數的不作為。

　　現在我們依然可以叩問，為什麼事發酒店存在那麼多的消防隱患沒有得到及時清理？為什麼各級政府與相關職能部門在日常工作中沒有主動跨前，成功檢查排解存在的問題？為什麼總是要把問題推給“道路與樹木”來尋求那一點責任豁免權呢？為什麼回應民意質疑總是含混表達，或者顧左右而言他？如此重複發生的災難，如此重複回應的現象，也只能表明，在相關治理方面，仍然未能走出治理困境，仍然未能徹底祛除問題癥結，仍然無法真正迎來一次里程碑或分水嶺的轉身。

　　在公共治理問題上，有時，一次會議，一個決定，一份宣言，一個科學發現，一次積極執法，都可能清除掉一種安全隱患。然而，很多地方公共管理部門在日常工作中，卻沒有沒有透過有效的積極作為，來真正把安全問題放在第一位。當初的上海大火事件後來被揭示出的種種問題，都讓人看到在相關利益博弈下，在特定的體制機制下，在權力與利益之手捆綁下，一些公共安全的頑症長期治理不力。

　　這次襄陽大火吞噬14條人命，能否燒痛一些地方政府，催發公共安全治理迎來重大的轉身，從更多的制度清理和細節治理入手，來祛除相關的安全隱患，仍存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