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研究百年概觀

　　土族研究已經走過100年。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國外一些探險家、旅行家、博物學家和傳教士來到青海、甘肅一帶，對土族民間文學、語言文化、歷史起源、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等多方面進行了考察和研究。主要學者有坡塔寧、柔克義、魯鳩阿恩克、施羅德、許讓等。其中，比利時神父許讓撰寫的《甘肅土人的婚姻》、《土族的起源、歷史及社會組織》等四部著作影響深遠。

　　從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國內一些地方政府官員、記者、學者從土族的人口分佈、民俗風尚、土司制度、民族族源和宗教信仰等方面進行了考察，並撰寫出了大量的遊記、報道文章。如《青海之土人》、《青海互助縣土人調查記》、《青海土人的婚姻與親族制度》、《青海佑寧寺及其名僧》、《互助縣風土調查記》等。這些資料為我們研究當時土族的狀況提供了許多重要情況與線索。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陳永齡、宋蜀華、照那斯圖等一些學者先後深入土族地區調查，相繼撰寫完成《青海土族社會調查總結初稿》、《青海土族的政治演變》、《土族語概況》等研究成果。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土族歷史、民間文學、語言等研究成果較為豐碩。學者們蒐集整理完成《土族文學專輯》、《土族民間故事選》等，土族族源形成“吐谷渾說”、“蒙古說”、“土達說”等多種觀點。1986年12月，新創制土族文字在互助土族自治縣試行。此外，《土族中的薩滿教遺俗》、《“會”及其來源探索》等文章透過詳細的田野調查對土族原始信仰進行了拓荒性研究。

　　從1995年開始，土族族源歷史形成了吐谷渾、蒙古兩種說法，分別以《土族史》和《河湟蒙古爾人》兩書為代表。此外，土族文學、政治經濟制度史方面的著作和相關論文紛紛發表，《土族文學史》成為一部研究土族文學發展歷史的領頭之作。《土族〈格薩爾〉》、《福羊之歌》、《三川土族婚禮歌》等一批土族民間文學相繼得到挖掘和整理。土族民間信仰和民間藝術的研究成果也較為突出，主要著作有《人神狂歡——黃河上游民間儺》、《土族音樂文化實錄》、《土族文化藝術》、《土族口頭傳統與民俗文化》、《青海、甘肅河湟地區民族雜居地土族民歌研究》、《土族民間信仰解讀》等。

　　土族地區田野調查也得到繼續深入，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學、中國藝術研究院、雲南大學等單位先後與青海學術界合作，對青海省同仁縣藏族和土族“六月會”、互助土族村落、民和土族納頓等進行了深入調查，完成《中國少數民族村寨調查叢書——土族·大莊村》、《互助縣·土族卷》、《中國少數民族重點節日的調查與研究子課題：青海土族“納頓”節調查研究》等成果。

　　此外，青海省民宗委、文化廳、社會科學院等部門先後組織人員完成《中國民間音樂整合·青海卷》、《中國舞蹈整合·青海卷》、《青海省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叢書》、《青海土族史料集》、《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總目提要·土族卷撒拉族卷》、《土族語言文字的應用與保護》等論著和專案。民和、互助等縣蒐集整理出《民和歌謠集》、《土族婚喪習俗》、《土族讚歌》、《土族情歌》等土族民間文學資料。

　　1992年青海土族研究會成立後，創辦了《中國土族》雜誌，構築起了一個土族研究的交流平臺。中央民族大學、中國藝術研究院、蘭州大學、青海民族大學、青海師範大學、西北民族大學等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先後培養了一批關注土族研究的碩士和博士生，完成《不同情景中的群體認同意識——基於三個土族社群的人類學對比研究》、《音樂文化交融環境中的個性與共性——青海互助土族民歌的調查與研究》、《土族民間信仰研究》、《土族文化傳承與變遷研究》、《性別語境中的土族民間敘事研究》等一批優秀碩博論文。

　　縱觀百年來土族研究，前半個世紀主要是國外學者和國內漢族學者對土族語言、宗教信仰、歷史淵源、民俗文化、社會生活等方面進行了客位的描述和研究。由於土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絕大多數土族民眾漢文化水平不高，鮮有土族知識分子從主位角度表述本民族文化核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黨和國家培養了許多本土研究人才，尤其改革開放以後土族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當前土族學者已成為土族研究隊伍中的中堅力量，形成李克鬱、席元麟、呂建福、馬光星、秦永章、星全成、馬占山、呂霞、李美玲、喬生華、文忠祥、祁進玉、楊衛、王國明、白曉霞、胡芳、邢海燕、何吉芳、胡廷、鄂崇榮等老中青結構較為合理的土族研究隊伍，他們在主位研究土族語言、歷史、文學、宗教、音樂等方面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在土族研究的發展過程中，許多著名學者的參與、倡導與鼓勵功不可沒。1949年以前，楊堃、韓儒林、陳寄生、衛惠林、許讓、施羅德等一些國內外學者對土族歷史、婚俗、宗教等問題的研究，為後人提供了寶貴的資料。1949年後，費孝通、宋蜀華、陳永齡、顧頡剛、照那斯圖、周偉洲、羋一之、潘乃谷、高丙中、薛藝兵等國內知名學者對土族的關注和研究，提高了土族研究的學術水準，培養了一批土族學者。

　　目前新的研究領域不斷開拓，本民族科研隊伍業已穩定，但要使土族研究不斷創新、持續發展,還須不懈地努力，今後須進一步加強國內外學術界相互交流，深入田野調查，開展多學科、交叉性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牛郎織女傳說是我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也是在我國民間流傳時間最早、流傳地域最廣的傳說，在我國民間文學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傳說形成過程

　　七夕鵲橋會桌布追溯由牛郎織女傳說形成七夕節的過程，時間當在戰國，地點則在楚國。查經問典，《詩經·小雅·大東》中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睆彼牽牛，不以服葙”的詩句，這是有關牛郎織女傳說最早的文字記錄，是牛郎織女傳說的雛形。還有一首與織女有關的《周南·漢廣》中所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據史料記載，詩中的“漢”即指漢水，又指天漢(銀河)，“遊女”是指漢水女神或織女星神。楚人雄距江漢地區，甚重祠祀“漢之遊女”。另外，在楚地民間，常將牽牛星與河鼓三星搞混淆了。南北朝時南陽人宗懍的《荊楚歲時記》註文雲：“牽牛星，荊州呼為‘河鼓’”。而在南陽漢畫像石“牛郎織女星座”中，正是以河鼓為牽牛。居“漢水之北”的南陽，素有“枕伏牛而蹬江漢，襟三山而帶群湖”之稱。戰國時，南陽屬楚，楚始都於淅川丹陽，是楚文化的發源地，文化積澱深厚。如此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底蘊，是形成牛郎織女傳說的重要條件之一。

　　南陽漢畫像石與星宿

　　牛郎織女傳說最早源於古人的星辰崇拜，是人們把天上的星宿神化與人格化的結果。牛郎星位於銀河東，織女星在銀河西，二星隔河相望，使人們產生無盡的遐想。牛郎織女的傳說源於楚，到了漢代，伴隨著天文學的發展，其傳說更為廣泛、具體、生動、形象，是成為繪畫與雕刻的重要素材。漢代是我國天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而漢代的南陽是全國有名的都市之一，併成為南北文化、科技發展的交匯地，多種文化因子的碰撞，產生了深厚的文化積澱。在這裡還誕生了一代天文學宗師張衡……。在這樣的背景下，南陽又出現了大量表現幽遠深邃太空的漢畫像石，其中的“牛郎織女星座”，形象生動地把星宿與傳說結合在一起，更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也是牛郎織女傳說起源於南陽的有力證據之一。

　　南陽絲綢與織女

　　據文獻記載，南陽周代已有養蠶業和絲綢業。西漢年間，南陽郡為全國八大蠶絲產地之一。東漢時，張衡《南都賦》中記載的“帝女之桑”就出自南陽，名揚天下。牛郎織女傳說的諸多版本中，都離不開織女的紡織技術。盤古開天發源地的民間傳說中，描述了織女如何傳授養蠶、繅絲、織綢技術。這與很有名望的南陽絲綢有著淵源的關係。由七夕節衍生出的乞巧風俗活動，主要因為織女是“天帝之女”，心靈手巧，為人間少女所崇拜。今人談及乞巧，多援引南北朝時南陽人宗懍《荊夢歲時記》的記載：七月七日為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是夕,人家婦女結綵樓，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為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據河南大學出版社《楚國史》記載“荊楚北從今河南南部，南至衡陽，東至九江一帶……。而西周之前文獻所指的‘荊楚’當在今河南南陽盆地至江漢平原一帶。”據此可知，南陽位於荊楚之地，由此形成了乞巧風俗，此盛況有民歌一首為證：

　　七夕今宵看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盡紅絲幾萬條。

　　以上見證了“奇巧”中的織女與南陽絲綢的淵源關係。

　　民間傳說中的南陽

　　關於牛郎織女的傳說，在全國各地的民間流傳相當廣泛，版本較多，但核心內容是基本一致的。神話傳說自產生到流傳過程中形成定型故事。一般與產生地區的地名風物相粘連，這是神話傳說地方化的一種表現形式，由此致使人們從感情上或從直觀的感受上認為這個故事更具可信的色彩而廣為傳播。根據現代諸多的民俗之類的出版物，大都記載牛郎織女傳說起源於南陽，如海燕出版社的1997年版程健君的《民間神話》中有“牛郎是南陽縣桑林人”之說，宗教文化出版社的《節俗》和三峽出版社的《中華民俗藝術大全》中均記載“相傳在很早以前，南陽城西牛家莊有個聰明、忠厚的小夥子……”。在南陽桐柏縣盤古開天發源地還流傳著另一版本的牛郎織女傳說：黃牛是在盤古開天闢地時，因為當時地上沒有五穀，它將天倉中的五穀偷來撒向人間，因而被玉帝賜下天庭，摔斷了腿。孫如意用百花露給黃牛治好了傷，黃牛幫助牛郎和織女成了家。後來，黃牛又不顧受罰，幫助織女和牛郎從天宮偷來蠶藍、蠶種、織布機、織布梭等。自此，牛郎織女男耕女織，生活幸福。故事中還描述了織女如何傳授養蠶、繅絲、織綢緞技術。不同版本傳說中的人物、地點都指向了南陽，完全符合神話傳說地方化的特徵。

　　南陽黃牛歷史

　　牛郎織女傳說的地方化，不僅僅與傳說中的人物、地點和地方有關，而且所反映出的農耕地區的特點非常明顯。耕牛是農耕地區不可缺少的役力，是從事農耕的主要“生產力”。同時，牛也是牛郎織女傳說中的主要角色。

　　南陽黃牛是我國五大良種牛之一，享譽海內外，南陽牛的歷史悠久，自然就產生了許多“牛”的故事：“伏牛山”、“嫦娥與黑牛”、“百里奚養牛”……，牛郎織女便是其中最精彩的一段。當今的南陽是一個農業大區，漢代的農業領域亦十分輝煌。張衡讚美家鄉的《南都賦》有“百穀藩廡，翼翼與與”。早在春秋時代，南陽黃牛已進入舍飼、圈飼階段。生於南陽長於南陽的秦國名相百里奚就善於養牛，在他的落魄生涯中，於南陽城西麒麟崗牧牛為生，他曾聞周王子頹喜歡牛，即以養牛做為晉見階梯，被傳為佳話。在漢代，鬥牛成為南陽當時盛行的一種活動，由此在舉世聞名的南陽漢畫像石中出現了大量的牛的形象。如此淵源的“牛”文化，從而產生了南陽城西牛家莊的“牛郎”就不足為奇了。

　　土族主要聚居在青海省互助、民和、大通等縣，其餘散居在樂部、門源和甘肅天祝等地。

　　過去土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土族語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基本詞彙和蒙古語相同或相近。過去通用漢文，1979年青海省有關部門制定了以漢語拼音為基礎的《土文方案(草案)》已試行推廣。

　　土族主要從事畜牧業和農業，尤其精於養羊。土族原信奉多神教，一些人信奉道教。元、明以後普遍信仰喇嘛教。

　　習俗

　　土族淳樸好客，民間有“客來了，福來了”的說法，敬客時，首先要敬酥油茶，並擺上一個“西買日”(插有酥油花的炒麵盒子)端上一盤大塊肥肉，同時在肥肉上插一把刀子，然後用繫有白羊毛的酒壺為客人斟酒，以表示吉祥如意。有的地方還有客人一到，首先要敬三杯酒，謂之“吉祥如意三杯酒”;送客時也要敬三杯酒，謂之“上馬三杯酒”。飲酒時，有邊飲邊歌之習，以暢飲酣醉為快。如不能喝酒者，要用中指蘸三滴，對空彈三下也可。

　　食俗

　　土族一般習慣於日食三餐，早餐比較簡單，大都以煮洋芋或糌粑為主食;午餐比較豐富，有飯有菜，主食為麵食，常製成薄餅、花捲或疙瘩、乾糧等食用;晚餐常吃麵條或面片、麵糊糊等。

　　日常菜餚以肉乳製品為多，當地的手抓羊肉是最好的待客和節日食品。民間有不少以當地土特產為原配料製作的食品，其中較有代表性的風味食品如;哈力海、沓乎日、尕仁麼、燒麥等。

　　日常飲料與當地藏族一樣，喜飲茯茶、酥油茶，還特別喜飲用青稞釀成的酩流酒，酩流酒度數較低(約30度左右)，清醇綿軟，馨香可口，家家皆能自釀，在釀製時都習慣加一種名為羌活的中藥，飲時味稍帶澀，有散表寒，祛風溼的功效。除酩流酒之外，還有互助白酒，如互助頭曲、互助特曲、互助大麴、青稞液等多種。

　　節慶

　　土族許多節日和飲食，與宗教的關係十分密切，“七日會”是土族慶祝豐收的狂歡節。節日期間要伴有各種祭祀活動，並備有節日食品。如：過春節時蒸花捲、饅頭，炸油餅等;端陽節做涼麵、涼粉;中秋節做多層大月餅(類似大饅頭)。十月初一吃餃子，臘月初八最喜用豌豆麵做“攪團”吃，臘月二十三晚上做白麵小餅，還要在小餅上刻出菱形的圖案，並用麥草編一個草馬，專門用來祭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