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兼愛非攻。所謂兼愛是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並認為社會上出現強執弱、富侮貧、貴傲賤的現象，是因天下人不相愛所致。
2、天志明鬼。宣揚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是墨家的一大特點。對於鬼神,墨子不僅堅信其有,而且認為它們對於人間君主或貴族也會賞善罰暴。
3、尚同尚賢。尚同是要求百姓上同於天子。墨子認為，國君是國中賢者，百姓應以君上之是非為是非。他還認為上面瞭解下情也很重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賞善罰暴。尚賢是要求君上能尚賢使能，即任用賢者而廢抑不肖者。
3、節用。節用是墨家非常強調的一種觀點，他們抨擊君主、貴族的奢侈浪費，尤其反對儒家看重的久喪厚葬之俗。
孔子主要主張“仁愛”，墨子主要主張“兼愛”。
孔子：主張仁愛，“仁者，愛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即要求統治者能體貼民情，愛惜民力，不要過度壓迫剝削人民，以緩和階級矛盾；主張以德治民，反對苛政和任意刑殺。
墨子：主張兼愛，其實質是"愛利百姓"，以"興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為己任。所以墨家之徒的言論行動，皆以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為準繩。
墨子的經濟思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歸正：一、墨子的義利觀。墨子和儒家不同，公開言“利”。孔子“罕言利”，孟子說“何必曰利”。墨子公開言“利”，要達到的目標就是“利”。他認為對言論思想的是非，應根據三條標準來判斷，稱之為“三表”。第一表“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第二表“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第三表“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認為要取得這樣的“利”——“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需要實行“兼相愛交相利”。墨子認為社會治理不好，發生亂，是由於人們不相愛引起的。因此不相愛，君臣、父子、兄弟之間都是“虧人自利”，就發生了亂。墨子認為應該按照“兼相愛交相利”的原則來處理各種關係，這樣就會“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墨子所說的“兼相愛交相利”的內容是：尊重人的地位和人身不受侵犯，尊重對方的財產年有權，不侵犯對方的財產年有權。墨子認為這種愛和利是相互的，“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從父，不愛無益之子”，愛也是有條件的，即以“利”為條件，我愛你，是為了你愛我；我利你，是為了你利我。如不能利我，就不能愛你、利你。 墨子所說的“義”，也就是“兼相愛交相利”，符合“兼相愛交相利”的就是“義”，違背“兼相愛交相利”的就是不義。這些都是侵犯人身，侵犯私有財產。他認為還有比以上罪行嚴重幾千萬倍的，這就是諸侯之間的侵凌攻伐兼併，更為不義。 二、墨子的“生財”思想，主張“其生財密，其用之節”，就是強本節用的思想。墨子講“力”，講“強”。“力”指幹活幹事情，主要指生產勞動；“強”即努力，提高勞動強度。墨子非常重視生產勞動，把生產勞動看成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墨子認為人與動物不同是因為人要從事生產活動。墨子認為“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這是說財用的足與不足，取決於勞動者的勞動，這也就是認為財富是勞動者的生產勞動創造的。 墨子重視生產勞動，也同情勞動者，關心勞動人民的疾苦。“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他主張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工，也不反對剝削制度，所以他認為君子“強聽治”，賤人才“強從事”，賤人才從事體力勞動。孔子認為君子不必親自耕種，只要學好統治人民的本領，好禮，好義、好信，自然有人“襁負其子而至”，從事耕種。墨子也是如此。孟子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其實，墨子的思想也與之差不多。墨子說：“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財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有智者則亂。” 儒家講天命，墨子強調個人的努力，強調“力”，強調“強”。墨子認為不論國家、個人，要想富都要靠勞動，即“強從事”。他認為“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兩個人“強必富，不強必貧”這種思想比起天命論來當然是進步的。墨子還認為人們生產勞動，創造財富，也是家庭和睦，社會安定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