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碎片：魏晉的清談高手

　　魏晉之際，清談流行。所謂清談不是嘮嗑聊天，而是辯論，內容是玄學，形式上類似下棋，兩人一主一客，主方亮出觀點，客方提出質疑，邊上或有數人凝神旁聽。跟對弈者舉棋不同，清談者手裡拿的是拂塵，彷彿神仙一般。

　　上自朝廷大臣，下至草莽處士無不愛好清談。既然是辯論，難免要分勝負。有人曾對“以文談致稱 於時”的庾龢說，你還是快準備好吧，大家也許要來找你論辯了。庾龢說，那要看誰來了，如果王坦之來，我用偏師對付他就夠了，如果韓伯來，我就只有渡河焚 舟，跟他拼了。這感覺分明是在打仗了。不過，群眾基礎一好，競技體育就強倒是事實。因此，魏晉時期湧現出不少善辯之士。

　　許詢就是一位辯論高手。《世說新語》載，許詢對江湖上把他和王修相比很不服氣，就乘許多名士 都在浙江紹興西寺清談的機會，找他華山論劍，一決高下。這許詢果然不俗，上來就使用各種辯論技巧，猛烈攻擊，王修一下就被打敗了。按理說，這許詢該滿足 了，可他不。接下來，他又提出要求，雙方互換觀點，重新開戰。也許王修也不服氣，竟然應允。結果，幾個回合下來，王修又敗下陣來。想一想這許詢也確實厲 害，不管持哪方觀點都能贏，辯才確實高超。再說，這許詢第一次論辯時，已把各種辯論手段用得差不多了，何以換個觀點還能以剛才的盾擊敗矛呢？想那諸葛亮舌 戰群儒，也不過持一觀點，左推右攻而已，就是讓孔明先生重新論辯一回，把“孫劉聯合抗曹弊大於利”說出理來，估計也夠嗆。

　　許詢雖是個論辯高手，要說最佳恐難當此譽。《世說新語》裡有這樣一段記載：何晏位高望重，家 裡面清談客人常常滿座。王弼前去拜訪。何晏聽說過王弼的名聲，整理出剛才清談中認為很完美的玄理拿出來，問王弼還能不能辯駁。王弼於是開始發難，一下子把 滿座的人都講得自認理屈，啞口無言。這還不算，王弼一看冷場了，於是一會兒正方辯手，一會兒反方辯手，自問自答，說的還盡是大家剛才討論時沒有深入到的。 像《射鵰英雄傳》裡武功高強的周伯通，他竟然會雙手互搏術，在座人等除了以崇拜的眼光瞟瞟這位最佳辯手，啥也沒得說了。

　　因清談內容“不親世務”，違背了儒家入世理想，古人常以清談誤國評價之，現代有學者視清談為 高階學術交流活動，肯定了其積極的一面。不管如何評價，東晉範寧將“禮崩樂壞，中原傾覆”的責任歸諸王弼、何晏，指斥“二人之罪，深於桀紂”，這從一個側 面可看出王弼在當時確實影響巨大。

　　秦朝疆域

　　自秦始皇一統中國，中國就進入了帝國階段。所謂帝國有兩層含義：第一，一個國內只有一個皇帝，國家是統一的；第二，對於四鄰而言，中國這個龐大的國家絕對是主控力量。這兩個條件合在一起的時候，中國的帝國就是天下帝國。理論上天下帝國沒有邊界，邊緣和核心的關係只有遠近，沒有敵我。但實際上，當時的中國還是有不屬於它管轄的鄰居，尤其是北邊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很少被納入中原的管轄體系，更常見他們向中原挑戰，侵入、征服甚至統治了中原。著名的五胡亂華 和金、元王朝，就是較為顯著的例證。

　　直到秦帝國的出現，才真正為中華大帝國的核心劃下基本的疆域。我們有時候稱之為中原，可是中原的範圍常常會改變，實際上中原的核心又時時轉移。不過，以中國和歐洲的大帝國來對比，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中國有一個相當固定而且堅實的核心。因此，中國對外是一個相當龐大的地理單位，往往這核心本身比任何一邊的邊陲之地都要廣袤富足很多倍。這麼龐大的核心，自然有它自己的引力，核心可以抓住邊緣，邊緣則很難挑戰核心的地位。

　　秦和兩漢應該是一個連續體，不必當做三個朝代來看待。正所謂“漢承秦制”，秦帝國建立了龐大帝國的內建系統，包括道路系統和官僚體系，兩者都被漢帝國繼承。秦帝國的內建系統是從上而下、從核心向外緣擴散的。就秦朝的郡縣制度來說，從考古發掘統計出來的資料可以發現，甚至最小的縣城的縣長或縣令，往往是由秦帝國軍隊的中下級軍官轉任，中央的命令可以從上到下傳達到地方，效率相當不錯。秦帝國的道路系統，在中原地區是兩橫兩直四條主幹道，然後以此為基礎對外展開若干條輻射線。這樣的內建系統，傳達命令效率很高，得到神經末梢回饋訊息的效率卻有所不足。整體而言，秦帝國在秦始皇時代，運轉並沒有太大困難。

　　秦王朝築長城、開直道 、建宮殿和陵墓，再加上戍守邊疆的兵役，用盡了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國家力量。秦始皇在世時，由於他常常巡視各處，可能還可以得到地方的訊息。秦始皇一死，包括六國之後裔和陳勝、吳廣、劉邦這一類農民在內的起義風起雲湧，中央根本無法得到預警，也無法採取適當的應對措施。所以這一短命的王朝，它的興盛是由於三代經營，建立了一個非常有效的戰爭機器。但這並不是一套很好的管理體系，在資源力量用盡之時，中央完全無法應付，龐大的帝國就垮下來了。秦代的興和衰，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周易·繫辭上》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千百年來，人們在論及中華文化的起源和代表性文化符號時，河圖洛書總能名列其中。然而，河圖洛書的原始形態是怎樣的，經歷了哪些演變與改造，為什麼發生這些變化，卻是眾說紛紜，撲朔迷離。

　　河圖洛書的源流與嬗變，遂成為中國文化和思想史上有爭議的話題之一。先秦時代的“河圖洛書”，原本是為了應證帝王統治合法性的祥瑞和證據；至兩漢以迄宋元，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文化需要下，人們對其作了種種推演和改造，“河圖洛書”遂演變成“龍馬負圖，神龜貢書”，如同神話般的傳說故事及圖讖之說，並日益圖式化和玄理化。河圖洛書的嬗變不僅對於古代易學、儒學的發展產生了影響，而且對政局興衰、朝代更替和人們的文化生活也產生了諸多影響。 先秦時代，《尚書》、《論語》、《易傳》、《墨子》和《管子》等經典文獻中都留下了有關河圖洛書的記載。《尚書·顧命》中提及“河圖”時說：“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這句話按照東漢鄭玄的解釋是說，陳列在東序的“大玉、夷玉、天球”，此“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對於“河圖”，鄭玄說是“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據此可知，《顧命》篇中的河圖是一種金石之類的國寶，作為祥瑞之兆由帝王所受，並無後世所謂“龍圖出河”之義；《尚書》中，被後人傳為與洛書有關的記載是《洪範》篇。然而據考證，《洪範》篇的產生是在周武王伐紂勝利之後，箕子向武王詳細闡述洪範九疇，即治國的九種大法，亦與“神龜出洛”之說不同。可見，《尚書》中所記載的“河圖”與“九疇”，與後人所理解的“河圖”與“洛書”有很大的出入。 《論語》中有關河圖的記載，即如《子罕》篇中所云：“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從字面來看，“鳳鳥”是一種神鳥，可謂吉祥之物；而依《尚書》所說，“河圖”是一種金玉之器，亦可謂國寶之物、吉祥之兆。孔子此時此刻深深地感到：鳳鳥不再到來，河圖也不再出現，那麼，我的使命不也快要結束了嗎？孔子立志行道而道不行，這段話當是其自感懷才不遇、生不逢時而發出的喟嘆。 《易傳》中涉及河圖洛書的是《繫辭上傳》，“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這句話是說，天生蓍龜等神物，聖人用它來創立卜筮的法則；天地出現日月四時之變化，聖人依據它而確立了陰陽觀；河出龍圖、洛出龜書之祥瑞神物，聖人取法它來創制“易”道原理。“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一句中，“河圖洛書”究竟指代什麼？聖人依其所“則”的又是什麼？前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聯絡全文來看，“河圖洛書”指的仍然是蓍龜之類的祥瑞之物，聖人取法它來創制《易》卦，只有如此理解，才能把前後意思說得通。 《墨子》有曰：“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綠”通“籙”，故“綠圖”與符一樣，亦為帝王受命之物。“乘黃”據考是一種神馬之名。因此其意是說，周文王滅殷興周是天命所歸，故有“河出綠圖，地出乘黃”之瑞兆，武王應天之命，終於伐紂成功。此外，在《管子·小匡》篇中，還提出“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等三祥之物，亦皆具祥瑞之義。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先秦時代的河圖洛書雖然具體形式尚有爭議，但其作為一種聖王接受的祥瑞之物，大體是不會錯的。這一時期有關河圖洛書的記載還看不到後世的龍馬、神龜、伏羲以及種種具體細節，尚帶有原始圖騰的象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