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死於火災的棄兒是社會之痛

　　2014年1月3日，河南蘭考人袁厲害家中發生火災，七名孩子喪生。袁厲害以收養遺棄孩童聞名，20多年來收養上百名棄嬰。去年9月，蘭考民政局曾表示，要妥善安置這些孤兒，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

　　一場還未知原因的火災，奪去了七個無辜的生命。早夭的生命再難復生，固讓人悲慟；但如果瞭解到他們生前“命若垃圾”的境遇，或許更讓人辛酸。

　　媒體之前已多次報道，袁厲害多年收養棄嬰，但條件和精力所限，這些孩子難以得到很好照料。他們在草墊子和髒被褥鋪就的床上睡覺玩耍，在爛蘋果、舊衣物、衛生棉、磚塊的包圍中掙扎求生，一些孩子因得不到醫療救治而病重死去，連名字都沒有……如今七名孩子火災中喪生，只不過是將這些被忽視、遮蔽的殘酷景觀，再度掀開了一角。

　　可以說，死於火災的這些棄兒，折射了中國草根慈善之痛。因為不管火災原因是什麼，袁厲害作為事實上的監護人，未盡到自身責任，難辭其咎。但將責任完全推給其個人，又讓人不忍。如果沒有她，這些孩子的命運，只怕會更加慘淡。我們已融入現代文明，但對棄嬰的收養，竟還處於如此原始自發的狀態，取決於“善人”“善心”，只管孩子溫飽延續生命，而快樂、安全的成長環境竟然成為遙不可及的夢。

　　要改變這種狀況，當地政府有責任。棄嬰收養，政府有監督服務之責。《收養法》規定，收養人應“有撫養教育被收養人的能力”。袁厲害20多年來，收養了那麼多孩子，她個人精力和不寬裕的經濟條件，根本難以擔負責任。當地民政部門對此也瞭然於心，但有無實質行動？

　　據悉，當地民政局只接收過袁厲害送交的5個棄嬰。根據民政局的表態，之所以沒接收其他孩子，是因他們被袁厲害養育數年，感情上難以割捨。表面上，民政局這是尊重當事人意願，實質有變相逃避責任之嫌。因為，當被收養的孩子沒能得到很好的照顧，甚至連基本安全都無法保障時，民政部門有義務進行幫扶或干預。

　　此外，類似的民間收養棄嬰的情況不僅發生在蘭考。近些年來，民間愛心人士大量收養棄嬰的新聞，時常現諸媒體。不少被收養的孩子同樣面臨疾病、營養不良、無人看管的窘境。儘管，近年來，民間慈善進步良多，但是，蘭考這個慘劇仍然提醒人們，我們這個社會仍然需要更多慈善的陽光。如何讓慈善救助更多的孩子，讓民間慈善更加專業而規範，仍然是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

　　棄嬰“命若垃圾”，是文明社會之恥。蘭考的這次火災敲響警鐘：政府部門、民間組織和社會力量，均應多一些作為，改變草根慈善的原始狀態，共同給孩子構築一個溫暖的巢穴。這些可憐的生命被親人所棄已是大不幸，不能再被社會所遺棄。

　　 近日，湖南一家媒體派出一名記者，以流浪漢身份全程體驗救助站的生活。不料，該記者被送進長沙市救助站幾分鐘之後，即遭遇救助站工作人員的拷問和圍毆。死縛雙手，死摁雙腳，膝蓋頂頭部……隨後，這名記者在一份表格上填寫了“自願放棄救助”，並簽名、摁手印之後，才得以結束了這一次“恐怖救助”之旅。

　　昨日，長沙方面回應，記者被毆主要原因是當班醫生和保安懷疑對方鼓起的褲袋有危險品，檢查時遭遇強烈反抗，保安恐其傷害工作人員，將其控制。

　　長沙方面的回應似乎只是強調，這只是一個個案，而不是對待流浪人員的常規方式。然而，這樣的一面之詞，難以服眾。

　　僅僅是因為懷疑對方鼓起的褲袋有危險品，就可以強行檢查，將人綁縛起來毆打、並限制人身自由嗎？那麼，他們又該如何解釋，那位同時在救助站被縛雙腳的老年流浪者？又當如何解釋，讓記者在表格上填寫“自願放棄救助”？

　　長沙方面簡單的回應，並不能消除救助站暴力對待流浪者的印象。相反，倒是這篇暗訪報道，更讓公眾瞭解了一些地方“流浪漢不願去救助站”的真相。

　　一段時間以來，關於救助站的新聞不少，多個城市為何有人會凍死街頭，一些救助站為何不僅沒有成為流浪乞討人員暫時歇息的中轉之所，反而被視為人人避之不及的畏途。究其原因，從這篇報道中或許可見一斑。

　　《收容遣送辦法》雖在2003年就廢止了，但很多城市的救助站，依然沿襲了收容遣送的管制型思路，並沒有真正轉向公共服務。長沙救助站的暴虐或許只是極端個案，但這也提醒著一種現實的存在：孫志剛事件之後，打死人的制度廢了，但暴虐的現象還在。一些救助站並沒有將救助理解為一種政府必須提供的、可選擇的幫助。

　　制度改變了，但是，一些管制者的心態和理念並沒有改變。他們習慣於管制，而不喜歡服務，他們習慣了用拳頭對待流浪者等弱勢人群，而拒絕伸出手掌服務大眾。

　　在城市流浪乞討的人員應該受到尊重和善待，享有完整的公民權利。他們有接受救助的權利，也有不接受救助的權利；在接受救助的時候，他們的人身安全、人格尊嚴，也不能因為救助而被暫時擱置。每個人都不能被隨意侮辱或傷害，更何況是本應提供溫情的救助站？

　　要之，流浪者“恐怖救助”之旅如何終結？一方面，城市管理者需要認真對照法律法規的精神，反思自己的行為，必要的時候，有關部門還要嚴肅問責，以矯正相關工作人員的不當、甚至是違法行為；另一方面，也需要從城市鄉村的綜合治理出發，摒棄以往相沿成習的管制思路，以開放的視野看待城市裡的流浪乞討現象，並從根本上著力消除貧困，以減少流浪乞討現象。當然，對於一小部分習慣流浪乞討的人員而言，尊重並善待也並非不可以。

　　就此事而言，還需有關部門介入調查，還原真相。

　　河南義昌大橋爆炸垮塌事故發生後，大河網刊發的一篇《連霍高速義昌大橋發生垮塌事故省市組織搶險救援》報道，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網友指出，這篇1300餘字的報道，“提到16位省市領導的重視，1134字表揚河南省委省政府如何辛苦工作；其中褒揚語25處，如‘迅速、立即、有序、精幹、全力以赴、難度很大、全力救援’……沒出現一次傷亡人員或家屬名字，沒家屬一滴眼淚……”

　　有網友還評論說，“報道中沒有人的味道”、“典型的八股官樣文章”。看完這篇報道，任何一個有正常情感的人，或許都會有同樣的感覺。

　　一場突如其來的爆炸垮塌事故讓10位同胞罹難，令多個家庭陷入悲痛。人命關天，報道卻寥寥數語；死者為大，卻大不過領導的“重視”。說這篇報道眼中只有官員，而沒有民眾，或許不為過。塌橋廢墟之上，“人”不見了，只留下對當地政府、官員的大篇幅褒揚，這是對生命的漠視與麻木。

　　近來，中央提出“改文風”，要求改進新聞報道方式。文風之所以要改，正是因為文風的背後是作風，是對待民眾的態度。改文風不僅僅是減少字數，也要遵從新聞規律和社會效果。

　　在爆炸垮橋事故中，事故是怎麼發生的，造成了多少人員傷亡，都是哪些人員，現場救援情況如何，大橋質量有沒有問題，其中有沒有監管漏洞，誰該為事故負責等等，這些民眾最需要的資訊，大家看不到，卻看到了一大堆領導在“積極組織搶險救援”。這樣的報道有何新聞價值？社會效果究竟如何？

　　事故報道，主角永遠都是新聞事件的當事人，他們是事故的罹難者、受傷者及其親屬，以及參與事故救援的人員等。組織搶險救援的官員不能喧賓奪主。

　　然而，太過常見的則是，民眾往往首先看到的都是“領導如何重視”，如何指揮組織搶險、救援，然後，才是事故現場，以及那些不幸的當事人。《人民日報》之前調查稱，在民眾最反感的官話、套話中，“領導重視”高居第一。就是民眾如此反感的一句話，卻屢屢出現在報道之中。

　　這則“以褒揚領導為主，以報道事故為輔”新聞的出爐，不是偶然，而是習以為常。很多地方的官方網站、媒體已經習慣了八股式的報道，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對此也習慣了。甚至有些地方官員刻意為之，希望透過正面報道將壞事變好事，或者是洗刷、推脫自己的責任。

　　在突發事件中，當地官員的言行不是沒有報道價值，一些官員的盡責盡職也應得到肯定，但是，更應該客觀、全面地報道事故本身，而不是以官員作為主要報道物件。

　　中央出臺的“八項規定”明確提出，“要改進新聞報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會議和活動應根據工作需要、新聞價值、社會效果決定是否報道，進一步壓縮報道的數量、字數、時長。”既然高層都可做到這點，地方官員難道不能嗎？如果充分考慮“工作需要、新聞價值、社會效果”，塌橋報道就不該這麼寫。

　　這說明，慣性的力量非常強大，到了下邊，文風改起來並不容易。改文風，固然是地方媒體的事情，但是，地方主政官員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畢竟，地方黨報、官網怎麼報道當地官員，也讓大家看到了，這些官員對待民眾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