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為兔的賢相良將：周瑜

　　周瑜（175-210年），字公瑾，時人皆呼其為周郎。漢末偏將軍，南郡太守，右都督。廬江舒人。建安四年（199年），周瑜攻皖城，得大小二喬。隨後拔彭澤，下尋陽，在桑落洲修築軍事營壘，築巢湖城。按照八卦的原理和桑落洲形態，修建了九洲八卦陣。這座九洲八卦陣修建歷時10年左右。建安一十三年（208年），周瑜就是從桑落洲出發，才有了赤壁大戰的輝煌戰績。這點可以從袁宏《東征賦》中窺見一斑。“爾乃出桑落，會通川，背彭澤，面長泉”，這其中的“桑落”就是古桑落洲。也就是當年周瑜此練兵點將時的軍事營壘。想當年，周瑜為右都督，程普為左都督，屯兵在桑落洲。程普在桑落洲紮營的地方，後世稱之為程營。

　　周瑜在桑落洲上修建的九洲八卦陣，規模龐大，氣勢恢宏，有包藏宇宙，吞吐萬物之機。洲與洲之間互為聯動，按照八卦原理修建而成。修繕了九洲，疏通了九條江，把水匯入大澤之中，按照八卦命名原則，命名這個大澤為雷池，這就是雷池的來歷。自此，潯陽才有九江之名。根據東晉張須元《緣江圖》記載“一：三里江，二：五州江，三：嘉靡江，四：烏土江，五：白蚌江，六：白烏江，七：（缺字）江，八：沙提江，九：廩江。參差隨水短長，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唐代賈耽曰“江有八洲：曰沙，曰人，曰九江，曰葛，曰象，曰烏，曰感，曰蚌，此八洲者曲折，而與江為九”。

　　又據《元和郡縣誌》記載，“尋陽縣東四十二里有巢湖故城”。而桑落洲剛好處在這個位置。這就表明，巢湖故城在桑落洲上。袁宏的《東征賦》對這座城有過描述，“鑽靈龜以相土，橫酆鎬之制度，窮河洛之規矩。經始郛郭，築室葺宇建，金城萬稚，崇庸百堵。.......修城以營郭，引通流而發津”。建安一十五年（210年），周瑜西征途中，在巴丘（湖南）得了重病，返回柴桑後，沒多久就病故了。按周瑜的遺願，他被葬在了自己一手經營的巢湖故城中了。

　　周瑜墓原址位於安徽省安慶市宿松縣匯口鎮古桑落洲巢湖故城裡，始建於公元210年。隋唐時期，因桑落洲崩岸，在此守墓的周本家族把周瑜墓搬遷到宿松圭山。建國後，“文革”期間，表層碑碎，僅留下衰草荒丘。六十年代，興修水利，周瑜墓沉入黃大口水庫。

　　據歷史文獻記載，早在東晉300年左右，袁宏就在周瑜墓所在地桑落洲鄧林來緬懷周瑜。在他的《東征賦》裡，開篇就是“惟吾生於末運，託一葉於鄧林”，這個鄧林，就是周瑜墓所在地的封樹。南北朝時期，酈道元的《水經注》“江水對雷水處，有周瑜廟”，唐代徐堅《初學記》記載“江水對雷州之北側，有周瑜廟”。南唐時期徐鉉《騎省集》中《故汝南縣太君周氏夫人墓誌銘並序》“公瑾葬舒之宿松，今裔孫奉祀者百餘家”。宋元時期，馬令，陸游《南唐書-周本傳》“瑜葬宿松，即墓為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明代解縉《吉州周氏考》“考其陵墓在今之安慶宿松”，《文毅集》有詩曰“皖水青林繞墓田”。根據《水經注》記載，“青林水，至尋陽，通大雷”。這青林水就是雷水。明末清初，釋照影在《安慶》中寫道“欲尋公瑾墓，目落大龍西”。董樵在《同安江上》“三月同安江，桃花夾岸明。春風公瑾墓，細雨呂蒙城”。同安江，也就是安慶段長江。

　　史書記載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尉。父異，洛陽令。

　　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楊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眾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眾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楊。”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谷長。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復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

　　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眾事。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宮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為前部大督。

　　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者鹹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徵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鬥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裡，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鬥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系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

　　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淩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剋期大戰。瑜親跨馬擽陳，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陳。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

　　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

　　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日：“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並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　戚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眾事費度，一為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于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

　　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徒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慾，招速罪闢。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荊，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於宗廟，傳於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為胤歸訴，乞匄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受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騭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

　　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為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為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諮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雲：‘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家族資料

　　祖輩

　　周景：字仲饗，周瑜從祖父（或從祖），周興之子，官至司空、太尉，追封安陽鄉侯。

　　父輩

　　周尚：周瑜從父，周興之孫（周異之兄，存疑），官至丹楊太守。

　　周崇：周瑜從父，周興之孫，周景長子，嗣安陽鄉侯。

　　周忠：周瑜從父，周景之子，官至太尉、錄尚書事。

　　平輩

　　周暉：周瑜再從兄，周忠之子，官至洛陽令。

　　子侄

　　周循：周瑜長子，官至騎都尉，娶公主孫魯班（孫權與步夫人之女）

　　周胤：周瑜次子，官至興業都尉，封都鄉侯，因罪免。娶孫氏宗室女。

　　周氏：周瑜之女，名不詳，嫁太子孫登（孫權長子）。

　　周峻：周瑜兄子。官至偏將軍。

　　孫子

　　周護：周瑜侄孫（或從孫），周峻之子。

　　配偶

　　小喬：橋公之女，大喬之妹（古代“橋”與“喬”為一個字。）

　　連襟

　　孫策：吳武烈帝孫堅長子，其弟孫權稱帝后追諡為長沙桓王。

　　後人

　　孫璠：外孫，早卒

　　孫希，早卒

　　孫英，封吳侯

　　注：（1）孫璠、孫希、孫英為孫登之子，《三國志》中雖未記其母親是誰，但為孫登嫡子的可能性極大，故這裡推測他們的母親是孫登的正妃，即周瑜之女。（2）周瑜長子周循早卒，無子。按周氏家譜，周瑜應有子女，但未見史書明確記載。(3)現湘鄉柳家灣（今湖南雙峰）《周氏族譜》上有記載，這一族就是周瑜次子周胤的後裔。〔周瑜家族詳細內容請看《周氏族譜》（在江西省新餘市鳳陽鄉焦木村內）約P756〕

　　劉琨，字越石（271年－318年6月22日），中山魏昌（今河北無極縣）人。西晉文學家、音樂家、軍事家，“金谷二十四友”成員之一。琨曾與祖逖聞雞起舞，永嘉之亂任“幷州刺史”據太原孤城抵禦匈奴劉淵、劉聰和羯人石勒十餘年，後敗歸遼東，欲與鮮卑合力恢復中原，被鮮卑猜忌而死。劉琨有音樂癖有“一曲胡笳救孤城”的典故，他臨死前的名句“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流傳千古。

　　早年生活

　　劉琨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的後裔。祖父劉邁，有經國之才，曾為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親劉蕃，清高衝儉，官至光祿大夫。劉琨少有“俊朗”美譽，與祖納（祖逖兄）俱以雄豪聞名。二十六歲時，為司隸從事。劉琨與兄長劉輿是尚書郭奕的外甥，名著當時。京城人都說“洛中奕奕，慶孫、越石”(《晉書·劉輿傳》)。慶孫即劉琨兄劉輿的字。劉琨工於賦詩，頗負文名。當時，賈后之侄賈謐權過人主，身旁聚集了一批出身於豪族貴戚的文人，互相唱和，號為“二十四友”，名氣很大，而劉琨兄弟也廁身其間。“二十四友”的首領是以奢侈聞名天下的石崇，他在金谷澗有一處無比豪華的別墅，成了這些人的聚會場所，他們常在這裡飲酒賦詩。

　　八王之亂

　　劉琨歷職太尉掾、著作郎、太學博士和尚書郎。永康元年（300年），趙王司馬倫執政後，劉琨任記室督，又轉從事中郎。劉琨的姐夫是司馬倫之子司馬荂，所以劉琨父子兄弟以趙王姻親並被委以重任，從而捲入了“八王之亂”的鬥爭中。司馬倫篡位後，劉琨遷太子詹事。

　　永康二年（301年）三月，齊王司馬冏、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聚兵數十萬進攻洛陽。四月，司馬倫以劉琨為冠軍、假節，與孫會率領三萬宿衛兵迎戰司馬穎於溴水（原出河南濟源縣，經孟縣入黃河），因為麻痺輕敵，加之各部互不相從，不能統一指揮，司馬穎趁勢發動反攻，大敗而還，因焚燒了河橋，才得以自保。

　　隨著前線兵敗，司馬倫親信、左衛將軍王輿與洛陽城內諸將起兵反司馬倫，率兵700餘人由南掖門攻入皇宮，殺孫秀、孫會、士猗、許超等，囚司馬倫，旋即賜死，迎惠帝自金墉城還宮。隨後，司馬穎、司馬頤進佔洛陽。司馬穎又派軍南下陽翟，配合司馬冏擊降張泓等。六月，司馬同率軍數十萬入洛陽，詔為後司馬，執掌朝權。司馬冏因劉琨父兄名望很高，故未加罪，並且以其兄劉輿為中書郎，以劉琨為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

　　永寧二年（302年），驃騎將軍司馬乂與司馬顒等裡應外合攻殺司馬冏，司馬乂掌握朝權。范陽王司馬虓引劉琨為司馬。

　　永安元年（304年）初，司馬越發動兵變殺司馬乂，迎司馬穎進佔洛陽，控制朝政。是年七月，司馬越等挾惠帝進攻司馬穎，兵敗東逃。司馬顒乘機出兵攻佔洛陽，迫惠帝與司馬穎遷都長安，獨專朝政。永興二年（305年），司馬越再度起兵，西攻長安，司馬顒戰敗。次年六月，司馬越迎晉惠帝還洛陽，不久，司馬顒與司馬穎相繼被殺。王司馬越執政後，以司馬虓代劉喬為豫州刺史，劉喬舉兵抵抗，劉琨率領突騎5000救司馬虓，兵敗與司馬虓俱逃往河北，父母卻陷於劉喬。司馬虓領冀州，劉琨到幽州向王浚借突騎800，渡河擊敗劉喬，才救還父母。接著，劉琨又與司馬虓連敗司馬穎部，以功封廣武侯，封邑二千戶。

　　征戰幷州

　　光熙元年九月，東海王司馬越為了擴張勢力，派劉琨出任幷州（今山西東部、河北西部）刺史、加振威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在此兩年前，匈奴首領劉淵趁八王之亂，已在幷州起兵建立“漢”政權，後改稱“趙”，史稱前趙。劉琨帶領一千餘人輾轉離開首都洛陽，於元嘉元年（307年）春天到達晉陽（今山西太原）。當時的晉陽經歷戰亂，已成一座空城。劉琨在左右強敵環俟的環境下安撫流民，發展生產，加強防禦。不到一年晉陽就恢復了生氣，成了晉在中原的少數幾個存留抵抗勢力之一。

　　當時的晉陽南面是強大的匈奴前趙，北面是正在崛起試圖染指中原的拓跋鮮卑的代國，東面是和段部鮮卑結盟的幽州刺史王浚。劉琨和拓跋鮮卑首領拓跋猗盧結盟，和前趙石勒等大將的戰鬥互有勝負。一個叫徐潤東的人因為懂得音律得到劉琨的重用，此人無能而飛揚跋扈。奮威將軍令狐盛進言要劉琨除去徐潤東，反被徐潤東誣殺，造成其子令狐泥等人的反叛。劉琨吸引了許多志願抗擊匈奴、羯人的志士，但當時糧食極端缺乏，而且劉琨的性格和能力又存在一些缺陷，終於使不少人離他而去。建興元年（313年），晉愍帝繼位，封劉琨大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此時石勒在晉陽的東南襄國（今河北邢臺）擁兵割據，勢力日盛。他修書劉琨假意降晉，出兵消滅與劉琨有矛盾的王浚，而劉琨作壁上觀。

　　建興三年（315年）前趙劉曜擊敗劉琨，但因要攻打長安回兵。劉琨被晉愍帝封為司空、都督並冀幽諸軍事。次年劉曜攻破長安，西晉滅亡。

　　建興四年（316年）石勒出兵進攻幷州，劉琨不聽勸阻全軍盡出，中了埋伏大敗，丟了幷州，隻身投奔鮮卑首領段匹磾。

　　建武元年（317年），劉琨聯合段部鮮卑的軍隊討伐石勒，因段部鮮卑內部不和而流產。太興元年（318年），段部鮮卑內鬥，劉琨被段匹磾懷疑並投入牢中，並於次年6月22日被縊殺，時年四十八歲。子侄四人一同被害。

　　時人景仰

　　東晉大司馬桓溫雅重劉琨。《晉書》有這樣一段有趣的記載：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徵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伎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雲：“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須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陶侃（259－334年），字士行（或作士衡），漢族，本為鄱陽（今江西鄱陽）人，後徙廬江尋陽（今江西九江西）。中國東晉時期名將，大司馬。初為縣吏，漸至郡守。永嘉五年（311），任武昌太守。建興元年（313），任荊州刺史。後任荊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諸軍事，封長沙郡公。他精勤吏職，不喜飲酒、賭博，為人稱道。咸和七年（334年）卒。是我國晉代著名詩人陶淵明的曾祖父。

　　陶侃是一代名將，在東晉的建立過程中，在穩定東晉初年動盪不安的政局上，他頗有建樹。

　　他出身貧寒，在西晉風雲變幻中，竟衝破門閥政治為寒門入仕設定的重重障礙，當上東晉炙手可熱的荊州刺史，而頗有治績。他是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晉書》、《世說新語》等史書中，記載著不少有關他的遺聞逸事。他還是個有爭議的人物，讚揚的，貶斥的，以及為他辯誣的人都有。

　　家境貧寒，仕途艱難

　　原籍都昌，後遷居廬江郡尋陽縣。陶侃的先輩，史書上記載不詳。其父陶丹，孫吳時曾當過邊將，官至揚武將軍。揚武，系雜號，地位不高。陶侃先世無顯赫仕宦可以溯記，年輕時又當過尋陽的“魚梁吏”，說明其家屬於“寒門”這類社會地位很低的階層。西晉滅吳後，中原人稱江南人為“亡國之餘”，江東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斥。

　　陶侃少年時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貧”，與母親湛氏相依為命。湛氏是位很堅強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兒子出人頭地。在這種環境下，陶侃“少長勤整，自強不息”。湛氏對陶侃管教很嚴，並透過自己紡織資助兒子去結交朋友。後來，陶侃在縣功曹周訪的薦引下當上縣主簿，才開始擺脫充當賤役的地位。一次，鄱陽郡孝廉範逵途經陶侃家。時值冰雪積日，倉促間陶侃無以待客。湛氏截髮換得酒餚，陶侃“斫諸屋柱”為薪柴，終於備得一桌“精食”。次日，範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餘里。範逵遂向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陶侃也傾心報答張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眾僚屬皆面有難色。陶侃獨請行，“眾鹹服其義”。有了這樣的關係，陶侃即被張夔舉為孝廉。靠這種身份，陶侃可以進入洛陽與上層名流結識，去實現他的大志。元康元年（291），惠帝后賈南鳳發動政變，獨掌大權。這是“八王之亂”的開始。由於執政的賈模、張華盡心盡力，此後的七、八年間朝野安靜，沒有什麼大的動亂。大約在296年，陶侃來到了洛陽。當時的洛陽，經過幾十年的修復、重建，又變得十分繁華、熱鬧起來。但是，京城的繁華卻沒有給陶侃帶來什麼錦繡前程。實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晉在選官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世族子弟憑藉自己的父、祖餘蔭即可身居要津，並不為今後升遷而費神。自惠帝即位後，更是“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凌物。忠賢絕路，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這種情況下，名流士族們誰還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這種身份的人，沒有權門當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陽官場上站住腳的。因此，他去求見“性好人物”的司空張華。但張華卻“初以遠人，不甚接遇。”陶侃對張華的輕視並不灰心。幾次求見，“每往，神無忤色”。終於在張華的推薦下當上郎中。郎中有資格入選各類官職，但像陶侃這樣的窮賤之士是根本擠不進那些顯要的官位。“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之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官，召為舍人。”陶侃雖然得到一介官職，他的出身，以及與漢人不同的相貌，依然為洛陽的達官貴人所輕視。有一次，他與同州里的豫章國郎中令楊晫同車去見中書郎南人顧榮。途中與吏部郎溫雅相遇。溫雅問楊晫：“奈何與小人同載？”名士樂廣欲會荊揚士人，有人推薦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議。陶侃在洛陽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這期間，西晉的內亂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趙王倫廢賈后。第二年又廢惠帝自己稱帝。動亂就由宮廷內發展到宮廷外。洛陽內外已成為諸王軍隊衝突、爭奪之地。在這種情況下，寓居洛陽的江東士族紛紛返家避亂。此時陶侃已經認識到，在洛陽的這種門閥政治下，他是難於出人頭地的。又因受到江東士族紛紛返回家鄉氣氛的影響，他也準備南下了。適經朋友推薦，他得補任武岡縣令。武岡是荊州南部的一個縣。陶侃打點行裝，匆匆上路了。這時的陶侃已經四十多歲。他想起自己奮鬥經營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遠而又遠的小縣當縣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後，與太守呂嶽的關係很緊張。他遂棄官回家。以後又當過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晉末江南的動亂給他以儕身戎旅的機會，恐怕他終生也只能當個縣令之類的小官。

　　投身戎旅，建立軍功

　　八王之亂引起江南動盪不安的局勢，為陶侃施展才幹提供了機遇。西晉末年，秦、雍一帶的人民因天災和戰亂，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區就食。永寧元年（301）流民因不堪當地官吏欺壓，聚眾起義。西晉朝廷忙調集荊州武勇開赴益州進行鎮壓。被調發的荊州武勇，都不願遠征，而又受到當地官吏驅迫，遂轉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303）義陽蠻張昌聚眾在江夏起義，不願遠征的丁壯及江夏一帶流民紛紛投奔張昌。張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間，眾至三萬。張昌勢力的發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劉弘率領軍隊前去鎮壓。劉弘上任，即闢陶侃為南蠻長史，命他為先鋒開赴襄陽，討伐張昌。

　　能受到劉弘重用，陶侃當然十分高興。況且動亂時從軍立軍功，也不失為仕進升遷的一條捷徑。

　　陶侃率軍進駐襄陽。劉弘軍卻在宛為張昌所敗。張昌轉攻襄陽不下，即沿漢水進入長江。一時間，荊、江、揚等州大部分地區為張昌所控制。劉弘命陶侃進攻張昌，連戰皆捷，終將這次起義鎮壓下去。在這個過程中，陶侃在軍事上顯示的才幹使劉弘十分感嘆。他對陶侃說：“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羊公即羊祜。晉吳對峙，他曾鎮守荊州近二十年，為晉更吳立下大功。劉弘自以年老難繼羊祜功業，因此希望陶侃在荊州有所作為。以後陶侃果然當上荊州刺史。劉弘的這番話對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勵作用。

　　張昌事定，陶侃等因軍功得到賞賜。荊、揚等州出現了一個暫時安定的局面。這時北方的戰亂已愈演愈烈，西晉朝廷名存實亡。廣陵相陳敏見北方大亂，朝廷無力控制江東，遂起兵佔據揚州，並遣其弟陳恢沿江西上進攻武昌，以圖割據江南。劉弘命陶侃為江夏太守，率軍抵禦陳恢。陶侃與陳敏為同郡，又同歲舉吏。因此有人對陶侃居大郡，統強兵頗有猜疑。實際上，陶侃不會放棄已取得的功業去投靠一個在江東毫無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劉弘聽信這種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督護，使與諸軍併力距恢”。劉弘用人不疑，陶侃無後顧之憂，遂與陳恢力戰，所向必破。陶侃這兩次戰績，奠定了他在荊州地區軍事上的地位。這時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遠人”、“小人”，而成為頗有實力的地方將領。光熙元年（306），劉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職。陶侃在家守喪期間，江南的政治形勢又發生了變化。永嘉元年（307）西晉宗室琅邪王司馬睿和大士族王導渡江進駐建鄴。司馬睿是“八王之亂”中最後一個權臣東海王司馬越的死黨。他看到西晉洛陽政權已處在崩解之勢，就利用司馬越派他鎮守建鄴之機割據江東。當時司馬睿佔據的只是下游揚州一帶。上游的廣大地區有流民勢力在活動，也有洛陽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沒有穩固的上游，下游建鄴就無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馬睿以王敦為都督征討諸軍事，統甘卓、周訪等沿江西上。至江州，與華軼的勢力相遇。

　　華軼也是東海王越的親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華軼如此有勢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為壽春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儘管同屬一個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們勢同水火。陶侃喪期滿後，也與東海王越拉上關係。司馬越以他為參軍，督護江州諸軍事。有了這層關係，再加上陶侃的聲望，華軼表陶侃為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當了華軼的參軍。

　　華軼與司馬睿矛盾越來越尖銳，陶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軼字）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陶侃覺得背棄華軼，有違忠義，因此十分生氣，“遣臻還軼”。陶臻卻偷偷跑到建康。這使司馬睿“大悅，命臻為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陶侃的“告絕”，使華軼元氣大傷。華軼兵敗被殺，陶侃也官升龍驤將軍、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資於事父以事君”，但關鍵時刻仍背棄華軼。對陶侃的這種行為，當時人無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詬病。這說明，兩晉時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門第利益為歸依的風氣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馬睿佔據了江州。但上游荊、湘兩州的大部分地區為杜弢率領的流民起義軍所佔據。王敦即督陶侃、周訪等進擊杜弢。建興元年（313），荊州刺史周訪被杜弢圍困在尋水城。陶侃遣軍擊之，杜弢退卻。陶侃對諸將說，杜弢必由陸路偷襲武昌。因此率軍抄近路連續行軍三晝夜，在武昌周圍埋伏下來。杜弢果然來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重。杜弢敗軍退入長沙。王敦即表陶侃為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陶侃初戰即獲大勝，劉弘十餘年前的預言竟得以實現，於是乎有些飄飄然了。沒想到他的部將王貢背叛了他。王貢聯合流民軍偷襲，侃兵大敗。再戰，陶侃的坐船也被叛軍鉤住。幸虧他跳上一隻小船才得以逃脫。這次慘敗使他剛得到的官職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滅流民的起義，還是非得陶侃不可。於是，他讓陶侃“白衣領職”。

　　陶侃率周訪等入湘，與杜弢交成，所戰連捷。建興三年（315）杜弢起義終於被陶侃鎮壓下去。這時，長江上游的荊、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馬睿割據江南的形勢已成。在這個過程中，陶侃無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當陶侃躊躇滿志準備赴荊州上任時，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舊劇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王敦不欲陶侃掌荊州，是怕其功高難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荊州處上流形勝，王敦正欲專制朝權，當然不願荊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從弟王廙為荊州。陶侃都將以王敦處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認為這是陶侃指使，“披甲執矛，將殺侃，出而復回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王敦佐吏提醒說陶侃的親家周訪正統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殺，周訪決不善罷干休。王敦才改變主意，設宴歡送。陶侃見得以成行，連夜便發。途經豫章，見周訪，不禁淚流滿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兩晉之際，門閥士族的統治秩序受到破壞。一些政治上受壓抑的寒門企圖利用這個機會在政治上樹立勢力。然而，由於門閥士族勢力依然強大以及他們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難逃失敗厄運。陳敏即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他們要想謀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於某一士族勢力。這樣，他們就仍處在被驅使、受擺佈的地位。陶侃的這一經歷正反映了當時寒門在政治上的處境。

　　陶侃將入廣州，逢杜弢餘部杜弘與溫劭等佔據廣州。聞陶侃將至，杜弘企圖利用詐降偷襲。陶侃識破其詐，布兵設陣，一舉將杜弘擊潰。“諸將皆請乘勝擊溫劭；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竟一封信將溫劭嚇跑。陶侃遂進據廣州。

　　廣州當時受戰亂影響較小，境內較為安定。陶侃自從軍十餘年間，已功名卓著。雖然受王敦排擠，但他並不甘心於在邊州當刺史。他“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就這樣，他在廣州一下就呆了十年。

　　忠順勤勞，好似孔明

　　太寧三年（325），王敦之亂平定後，明帝即用陶侃為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軍事、荊州刺史。元、明兩朝，王敦兩次興兵，陶侃雖表示支援朝廷，並未實際介入，更未在滅王敦對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鎮，實際是明帝的一種精心安排。

　　東晉建立後，吳人在政治上受到僑人的排擠。永昌元年（322）王敦兵進建康的過程中，江東士族多持觀望態度，並不介入這場僑人間的內訌。王敦專權後，委任親信，排斥異己，誅除不從。其中，也牽連了不少江東士族。僑姓士族和江東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損害。故明帝能收僑、吳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亂被平定，琅邪王氏幾傾晉祚的教訓對司馬氏來說十分深刻。王氏在長江上游的勢力基本喪失，但王導仍居中樞。為避免重蹈覆轍，明帝決心改變元帝以來的“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鑑等人，制約王導的權力，同時拔擢江東士族，在僑、吳士族間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荊、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①，使方鎮互相牽制，收相維相抗之效。陶侃刺荊州，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陶侃入主荊州，“荊州士女相慶”。東晉政風仍承西晉之弊。“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大概與陶侃經歷有關，他對這種風氣深惡痛絕，聲言：“《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因此他“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每宴會飲酒，他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眾人勸更少進，但他決不再飲。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這樣。參佐僚屬有以談戲荒廢職事，不但嚴加訓斥或鞭打，還“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於江”。這種作風在東晉官吏中實屬少見。

　　陶侃治荊州，還很重視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發展農業生產。王敦平後，荊州大飢，百姓多餓死。陶侃“至秋熟輒糴，至飢復減價糶之。士庶歡悅，鹹蒙濟賴。”羊祜、劉弘在荊州勸課農耕使生產發展，頗得民心，這對陶侃影響不小。此外，基於自己鞏固地盤和發展勢力的需要，這也是必須採取的措施。因此他“務勤稼穡，雖戎陣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裡中，路不拾遺”。這種說法顯然有誇大成份。但當時荊州社會較安定，生產有所發展，當是事實。

　　陶侃行事，小到竹頭木屑，大到設城駐兵，考慮頗為縝密細緻。他曾主持造船，命將木屑和竹頭全部收集起來。眾人不知為什麼。後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聽事前餘雪泥濘，木屑正好用來布地。幾十年後，桓溫為荊州刺史。桓溫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陶侃駐武昌時，不少人主張在江北的邾城駐兵鎮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與諸將佐察看形勢。陶侃為之分析說，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敵寇。即便派兵駐守，也無益江南。長江才是禦寇的天險。眾將才恍然大悟。後荊州刺史庾亮卻對此不察。他派精兵萬人駐守邾城。鹹康五年（339）後趙遣兵來攻。邾城孤立無援，終於兵敗城陷，損失慘重。

　　陶侃“性纖密好問”，勤於調查訪問，人比之趙廣漢（西漢人，曾任京兆尹）。他精於吏職，善察訪，發奸擿伏如神。在這方面陶侃也並不遜色。陶侃曾令諸軍營植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於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

　　陶侃的才幹頗為當時人所稱道。一個叫梅陶的人說：“陶公機神明鑑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將陶侃比之曹操、諸葛亮，這確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別是當時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風氣下，他能勤於吏職，在東晉官吏中是極少見的。

　　陶侃自稱“少長孤寒，始願有限”。他在門閥政治下掙扎奮鬥幾十年，才得以出人頭地。但仍為士族們瞧不起②。士族們不會允許一個寒門總攬東晉朝權的。陶侃明白自己的處境，也不敢輕易侵犯士族權益。其次，元帝、明帝兩朝荊、揚對峙，荊州佔絕對優勢的形勢在成帝時已經發生變化。咸和四年（329），徐州刺史郗鑑移駐京口，京口遂成長江下游重鎮。京口距建康僅二百餘里，便於接應，從而大大加強了建康的實力。咸和五年，陶侃“嘗欲起兵廢（王）導”，事先徵求郗鑑的意見，因“郗鑑不從乃止”。這種上、下游間實力的變化，使陶侃雖有“窺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陶侃晚年位極人臣，能“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對他個人來說，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這樣既可維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的家業，又可保住子孫的前途。然而，他還欲在北伐有所作為。荊州西臨成漢，北接後趙。咸和七年（322）陶侃遣母丘奧經營巴東，又遣桓宣收復為後趙佔據多年的襄陽。襄陽為荊州北門。它起著阻止後趙沿漢水南下的作用，又是東晉經略北方的一個重要陣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①，因其病重而作罷。他的這種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喪失進取心的精神，確實難能可貴。

　　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遜位，遣人將官印節傳等送還朝廷。他在離開荊州任所前，“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親交專人保管，然後才登船赴長沙。“朝野以為美談”。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溪。時年七十六。根據他的遺囑，葬在長沙南二十里的地方。

　　歷史評價

　　楊晫：“《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此人非凡器也。”

　　王敦：“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

　　司馬衍：“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籓於外，八州肅清；勤王於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勳，伯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於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喜茲寵榮。”

　　梅陶：“公機神明鑑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

　　謝安：“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

　　《世說新語》：“陶公性檢厲，勤於事。”“陶公少有大志。”“陶性儉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