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經濟思想

　　老子的經濟思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歸正：一、老子的無為與無慾。《老子》把“道”看做宇宙的本源，提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謂“道法自然”，就是說“道”以其內在的原因存在和執行，不靠外力的推動。把“道法自然”的觀點運用於人類社會，運用於人的行為，就是“無為”。《老子》認為，當時的世道是很壞的，原因是統治者違背了“無為”的原則，強作妄為，這是“有為”的結果。 《老子》認為人世間的壞事是“有為”造成的，解決的辦法就是“無為”，“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但是，“無為”並非無所為，只是以順乎自然的態度來行事，謹慎行事，反對強作妄為。《老子》中也講“為”，“為而不恃”，“為而不爭”，這種思想用在治理國家上，他主張“治大國若烹小鮮”。在《老子》的思想體系中，“無為”是和無慾緊密聯絡在的。這是說如果諸侯王能夠保有無為的“道”，萬物就會自然而然地生長變化，在生長變化中，貪慾產生了，這就是需要抑制它，抑制了它，就會不起貪慾。不起貪慾，而又歸於安靜，天下自然就走上正路。我們可以看出，在《老子》看來，貪慾是在“無為”中自化出來的，貪慾是自然而然地產生的。但是對貪慾不能放任，要“鎮之以無名之樸”，抑制它，使之不欲，才能使天下走上正路。 “無為”要和不欲結合起來，才能使“天下將自正”。 貪慾是如何產生的？在《老子》看來，社會上的壞事都是由於生產出精美的物品引起的，這是由於精美的物品引起了人們的慾望，從而引起了人們幹壞事的衝動。不僅如此，精美的物品還會損傷人的身體。如何解決貪慾？在《老子》看來，只有譭棄了物質文明，社會才能安定。不僅如此，精神文明也要譭棄，“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學無憂”，棄絕了文化道德，人們才能得利，才能孝慈，才能免於憂患。 為此《老子》提出了“無慾”。《老子》說：“聖欲不欲”，聖子的慾望就是不欲。所謂無慾，首先就不能奢侈，所以要“去奢”、“去泰”，當然也不是取消人的一切慾望，人的生存慾望還是要滿足的。 《老子》不僅要人們無慾，還要人們無知。《老子》提出：“絕聖棄智”，“絕學無憂。”《老子》之所以主張無知，是因為《老子》認為人們“智多”會難於治理，防礙實行無為。為了實行無為，使人們無慾，需要人們無知，需要“將以愚之”，實行愚民政策。二、老子的理想社會。在《老子》看來，實行無為，使老百姓無知、無慾，就可以把社會治理好。“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這種“自化”、“自正”、“自富”、“自樸”、而又“無不治”的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呢？這就是《老子》中提出的“小國寡民”的現想社會。這個理想社會就是：“小國寡民。使用什佰之器而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用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韓非子的經濟思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歸正：一、韓非的歷史觀和社會觀。韓非認為人類社會是不斷變化的，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他把人類社會的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今世四個階段。“當今之世”與過去相比，有什麼變化呢？韓非認為人類社會發展到戰國，最大的變化就是從“民不爭”，發展到“民爭”。他說：“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當今之世”是一個“爭”的社會、“爭於氣力”的社會。“當今之世”的爭，是如何產生的？為什麼要爭？韓非是用人口和財富的關係來解釋的。他說：“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而當今則不同，“今人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末死而有二十五孫。最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韓非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講人口過剩的學者。他認為人口多，財物寡，是社會動亂的原因。他認為人的數量越來越增長，而生活資料的生產愈來愈不能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事力勞而供養薄”，不是說勞動強度增大了，而是人均獲取的生活物資比上古時期少了。韓非從人口和財富的關係來分析人類社會的變化，也就是從人們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尋找社會變化的原因，而沒有從“天”、“聖人”、道德等方面去尋找原因，這在兩千多年前也是一種新的探索，是一個進步。韓非認為在這個“爭於氣力“的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是“好利惡害”、“喜利畏罪”、“挾自為心”的。上自君主，下至庶民百姓都是一樣的，為了利，人們互相爭奪，互相利用；為別人服務，為別人效勞，也是出於“自為心”，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在此情況下，人與人的關係是利害關係，君臣、父子、夫婦，都是互相利用，互相計算的。二、韓非的經濟政策主張。韓非認為“當今爭於氣力”，所以要解決兼併諸候實現統一，就要加強“氣力”。韓非的經濟政策主張都是為了增強自己的“氣力”，增強國家的實力。韓非也講耕戰，就是商鞅講的農戰。韓非的耕戰論是商鞅農戰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韓非認為“富國以農，距敵恃卒”，即耕戰可以使國家富強。韓非對發展農業是有信心的，他繼承了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產，增加收入，主要在於人的努力，“人多，皆人為也”。對實現“人多”的具體措施，他提出：第一，要撐握好天時。第二，要勤勞。第三，要懂得農業，畜牧業的生產知識。第四，運用先進的生產、運輸工具，提高勞動生產率。 韓非認為推行耕戰必須勱行法治，“顯耕戰之士”。在韓非看來，國勢強弱不在於土地和人口的多少，而在於是否勱行法治，是否賞罰分明。實行法治，“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緻賞”，使從事耕戰的人得到富貴，受到尊顯，這樣才能搞好耕戰，富國強兵，這是“帝王之政”。為了激勱人們“急作”，發展農業，韓非反對用向富人徵的稅來資助貧者。 韓非還認為耕戰政策所以收效不夠大，就是因為耕戰以外的其他行業“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尊”。他列舉了無益於耕戰的五種人，“學者”，“言談者”、“帶劍者”、“患御者”、“商工之民”，稱這五種人為“五蠹 ”，他說：“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變勿怪矣！”

　　商鞅的經濟思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歸正：一、商鞅和商君學派的歷史觀、名利論。商鞅和商君學派認為人類歷史是發展的、變化的，並認為人類歷史經歷了三個階段，每個階段的政治、經濟都有不同的特點。第一個階段是“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第二個階段“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這時已有農業，但是沒有階級壓迫，沒有戰爭。第三個階段是“黃帝之世”，出現了“強勝弱”，“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內行刀鋸，外用甲兵”，這裡指的是已進入文明社會，產生了作為階級壓迫工具的國家。他們認為這種民展變化是自然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們只能適應這個變化。商鞅和商君學派雖然認為人類歷史是發展的，政治制度，措施等都要因時而變，但他們又認為變法要慎重，新法推行後要儘量穩定下來，他們說：“國貴少變”。 商鞅和商君學派認為追逐名利是人的天性，人的一節活動的基本內在動機是對名利的追求。他們認為“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佚，榮則索樂，辱則求榮，此發之情也”。他們還認為“民之慾富貴也，共闔棺而後止”，人們追求富貴，都是蓋上棺材蓋才肯罷休，認為這是人的本性。 商鞅和商君派認為君主要“操名利之柄”，控制名利，把人民的力量引向有利於國家富強的路上來。他們主張“利出一孔”，堵塞各種各樣的求名求利的途徑，只留下一條取得名利的道路，就是“利出於地”，“名出於戰”；要求利，只能經營農業，要求名，只能勇敢作戰，舍此沒有別的名利之路。“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人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這樣以來，國家就可以富強了。二、商鞅和商君學派的農戰論。重視農，又重視戰，把農和戰結合起來，把“農戰”作為一個概念，視為基本國策，並進行多方面的說明和論證，從而構成戰論，是商鞅首創。農戰論的提出和推行，反映了戰國時期諸侯兼併和統一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國家形成時期的政治經濟的要求。商君學派把“治”、“富”、“強”、“王”看做“治國”的目的，推行農戰政策是達到目的的基本手段，認為“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一個諸侯國堅持農戰，國家才能富強，最後統一天下。商鞅和商君學派把農戰政策叫作“作壹”，即專一於農戰政策。實行農戰策時間越久，利益越大，長期堅持實行農戰政策，就可以成就王業，統一天下。所謂農戰政策，就是要把全國上下的一切力量動員起來，從事農和戰。在農和戰兩者中，他們把農看成戰的基礎。他們認為戰爭所需的軍糧和其他許多重要軍用物資，都要靠農業來提供；農民佔全國人口大多數，是兵員的基本來源。如果農業調，家民浪散，在當時的諸侯國兼併戰爭中就無法長期支援，必然越來越處於劣勢，以至敗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