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化的變革與新文化的融合：滿族服飾

　　明朝時期，滿族從通古斯遷到東北地區時，服裝仍是以布、皮兼用，直到皇太極時期，滿族的服飾才開始有了定製，之後慢慢隨著時間發展。

　　那麼，在滿族文化中，滿族服飾是如何變革的呢？一起隨小編來看看吧！

　　清代滿族基本都編入八旗，有旗人之稱，故這種滿族男女老少四季皆宜的服裝被人們稱為旗裝。式樣分男女兩種。清初男子旗裝為圓領、大襟、箭袖（馬蹄袖），四面開衩，係扣袢，腰中束帶。四面開衩是為了騎射自如，箭袖是為射箭方便，又可禦寒保護手背。冬季在棉袍外往往套一件長到肚臍、四面開衩、對襟的短褂，俗稱馬褂（滿語鄂多赫）。亦有外套一馬甲（俗稱坎肩）者。清末。由四開衩改為左右兩開衩，箭袖多改為平袖。女式旗裝基本與男袍同，只是在領口、前襟、袖口等處鑲飾花邊，天寒時則外加馬褂或馬甲於袍外。民國年間，旗裝多改為胸襟寬鬆、腰身微緊、臀部稍寬、下襬略收的式樣，這種貼身合體的旗裝，更能顯示出婦女端莊典雅及身段之美。本世紀五十年代末，男式旗裝在滿族聚居區才逐漸廢棄。

　　馬蹄袖是清代滿族男女旗裝之袖式，亦稱箭袖。清初，滿族男子所服旗裝，袖口較窄，袖端多加一長可露指的半圓型獸皮（後改布質），因其狀酷似馬蹄而名之馬蹄袖。優點是征戰、打獵時射箭方便，禦寒保護手背。清中期以後，該袖式的服裝漸從便服轉為禮服，便服多為平袖，禮服仍為馬蹄袖。平時多捲起，在辦公事、喜慶節日、拜見上司、叩見長輩時，必須先左後右地放下馬蹄袖，才可行拜見禮。亦有將馬蹄袖用鈕釦繫於便服袖口以為禮服之用者。滿族婦女禮服亦多為馬蹄袖式。民國年間，逐漸不用。

　　窩龍帶，亦稱馬甲，實為無袖的馬褂。有領，衣長及腹，多為兩側開衩，在領、襟等邊緣處飾以各色花紋。有對襟、大襟、琵琶襟等式和棉、皮、夾、紗之分。內蒙古的滿族男子多喜琵琶襟式坎肩。其式是將衣襟縫成弧形，即襟從領口至右肩處貼胸而下，但不到底，而又左轉至肚臍處，以致下襟缺一小截，其式是為上下馬方便之故。女式坎肩多為對襟式，對襟下端多為如意頭式，衣緣多鑲以豔麗花邊。清代該服飾窄小，多穿於旗裝內，清末以來尚寬大，多套於旗裝外。因其美觀實用，至今在科爾沁右翼前旗滿族屯滿族鄉及喀喇沁旗十家滿族鄉仍有年長者穿著。

　　烏拉是滿族傳統的防寒靴鞋之一。以豬、牛、鹿等獸皮縫製而成。形狀為前尖後圓，鞋幫貫以六個鞋耳，鞋口近腳處墊以襯布，並用一細皮帶聯結靴耳。鞋較寬大，穿用時須在鞋中充墊“東北三寶”之一的烏拉草。由於烏拉質柔量輕，行動自如，既可防寒，又利於軍事征戰及狩獵生活，故得以沿用下來，至今在內蒙古呼倫貝爾市的一些偏僻山村還可見到。

　　滿族人因以紅纓為傳統帽飾，故而又有紅纓滿洲之稱。滿族是中國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其人口在吉林，黑龍江，河北都有分佈。而這個少數民族的服飾會是什麼樣呢？本期中國傳統服飾就帶你一起來看看。　

　　旗裝，滿語稱“衣介”。分為單、夾、皮、棉四種。這種“衣皆連裳”（古代上為衣，下為裳）與漢族的上衣下裳的兩截衣裳有明顯區別。它是滿族男人喜著的服飾，也叫大衫、長袍。滿族男子穿的旗裝，其樣式和結構都比較簡單，原為滿族騎射時穿用的圓領（無領後習慣加一假領）、大襟、窄袖、四面開禊、左衽、帶扣絆、束帶，適於騎馬射獵。

　　滿族婦女穿的旗裝，樣式美觀大方，講究裝飾，領口、袖頭、衣襟都繡有不同顏色的花邊，有的多至十幾道，穿起來勻稱苗條，婀娜多姿。有一種女式旗裝叫“大挽袖”，把花紋繡在袖裡，“挽”出來更顯得美觀。滿族婦女所穿旗裝，從樣式到做工都十分講究。

　　在旗裝領口、衣襟、袖邊等處鑲嵌幾道花條或彩牙兒，有的還要鑲上18道衣邊才算是美。旗裝的樣式後來發生了一些變化，開禊從四面改成了兩面；下襬也由寬大改為收斂；袖口也由窄變肥，又由肥變瘦，使其穿起來更加合體。

　　中國傳統文化-古琴

　　近年來，重新意識到傳統文化的價值，並有意識地推動傳統文化的復興，已成為學界、官方和民間的共識。傳統文化復興的“必要性”蘊涵在長期以來與傳統文化缺失相關的三大社會危機之中：從文化安全層面看，面臨著開放社會中文化的“失傳”和“失守”問題；從精神慰藉層面看，面臨著物質社會中精神的“空洞”和“空虛”問題；從道德重建層面看，面臨著市場社會中道德的“失序”和“失範”問題。而這三大社會危機的解決都能在傳統文化中找到或多或少的回應，這是復興傳統文化的必要性所在。

　　文化安全與文化的“失傳”和“失守”

　　我們常常會聽到生物安全、軍事安全、國家安全、能源安全之類的說法。今天資訊交流極為便捷的網際網路時代，出現了一種新的安全觀，即“文化安全”，我們面臨著突出的文化安全問題。倡揚傳統文化以應對中國文化在當代社會的“失傳”和“失守”，有利於強化國家民族的身份認同，維護“文化安全”。

　　當我們指稱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時，雖然會強調其所處地域、種族特徵等因素，但“文化屬性”是更為重要、更為根本的因素。我們向來就有以文化而不是以地域、種族等因素來分別你我、區分中外的傳統。錢穆稱，“中國人言天下，乃指社會人群，興亡則指文化道統。”對中國人來說，一個國家之覆亡往往不在於軍事之失敗，而在於其語言、文化、學術之滅亡，“只要政體不變更，王室推移，無關重要，至於衣冠文物，則為民族文化之象徵，不肯輕變。”兩漢對待匈奴、西羌諸族的招撫懷柔，南北朝時北方士族與諸胡合作都無不是基於此“文化決定論”。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知識分子尤其是易代之際或危亡之際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固有學術文化倍加重視的原因。他們無非是想藉此能為華夏學術文化留存一線香火，以圖儲存中華，這就是文化救國的理路，章太炎在《國學講習會序》中說：“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章太炎的弟子魯迅也相信文事之力終勝於武事之力的道理，他說，“遞文事式微，則種人之運命亦盡，群生輟響，榮華收光；讀史者蕭條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記，亦漸臨末頁矣。”

　　“文化亡而國家亡”，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處於亡國之際的中國知識分子明白儲存語言、文化、學術之於保全國家種族身份的重要性。

　　同樣，對於他國異族的侵略者來說，他們何嘗不懂“欲亡其國必從文化上亡其根本”的道理呢？當年日本軍國主義進行殖民統治時，他們不光是從武力上征服反抗者，而且更著眼於從文化上根本改造“殖民地人民”。他們陰險惡辣地從語言、歷史、文化、宗教、信仰等層面上，切斷殖民地的故國文化脈絡，使其徹底忘記自己的奴隸身份，完成國民身份的重新塑造。

　　文化對於一個國家民族的身份認同起著根本作用，文化很大程度上甚於軍事、政治、地域、種族的力量之原因正在於此。今天，我們重新倡揚中國文化何嘗不也是維護全球億萬炎黃子孫的共同血脈和精神家園？

　　然而，今天在現代開放社會中，由於歷史和現實的雙重因素，我們的文化處於一種“不安全狀態”，這體現為傳統文化在當代的“失傳”和“失守”兩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