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紅升：“官本位”下的中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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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高等教育的弊病已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與此有關的新聞屢屢見諸報端，怪狀不斷湧現：社會總體教育水平日漸提高，博學廣識的大師級人物卻逐漸凋零，無以為繼；科研條件日益完善，資訊日益發達，偷工減料的學術剽竊、學術欺詐事件卻越來越多；學習條件不斷改善，大學生卻越來越無志於學術，走向物質化、功利化和娛樂化，道德水平下滑；大學教師的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教授”、“專家”的社會形象卻一落千丈，失去公信力，每每淪為公眾奚落、嘲諷的物件。我們不禁發問：我們的大學怎麼了？

　　早在我們的心中，學術作風嚴謹、學術氛圍濃厚、尋求突破和創新成為了大學的標籤，可是各種現象讓我們感覺，我們的大學似乎在漸漸地失去這些最基本卻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我們的教育模式正越來越多地遭受著全社會的批判和反思。曾因經挑選出任南方科技大學校長而名噪一時的朱清時就認為，中國大學教師和學生的創新能力都在明顯萎縮，學術論文水分太多，原創性內容微乎其微。歷史學家、中國師範大學前校長章開沅警告說，高校素質的整體下降已經有目共睹，更為嚴重的是高校教師急功近利、弄虛作假造成的誠信流失。目前中國大學出版的許多刊物已經鮮少有人問津，朱清時甚至略顯尖刻地說，現在學術界製造出來的大量出版物完全是一種浪費，而且在回收過程中還汙染了環境。

　　追溯這些問題的源頭，筆者認為，大學管理的行政化是罪魁禍首之一，而大學校長的任命制是大學行政化的重要原因。對大學進行“去行政化”，需要逐步取消大學校長的行政級別。大學的根本弊病在於將大學當成了行政機構來管理，大學的書記、校長都是上面任命的官員，“官文化”充斥整個大學校園，不僅存在於學校管理層中，還蔓延到了學生會等自治組織中。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本應是大學主導者的教授們沒有什麼話語權，只能想方設法地去迎合權力，或者主動投身官場謀求出路。

　　朱清時警告說，最近十多年來，雖然國家名義上在實行高等教育改革，但大學教育的行政化其實愈演愈烈，有真才實學的教授，越來越難以發揮聰明才智，而一些擁有權力和地位的“大腕”則把持了大學講座的講壇。大學校長的行政評級，已將他們矮化為政府教育部門的附庸。教育學家、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說，西方國家的大學都是盡其所能地與政府部門保持距離，中國大學卻是拼命去討好教育行政部門。核物理學家、復旦大學前校長楊福家看來，現在至少應把大學體制恢復到解放初的情況，那時大學管理者沒有什麼行政級別，像復旦大學、武漢大學這樣的名校的校長，社會地位都要高於部級幹部。

　　筆者認為在這一方面，我們應該效法西方，透過招聘和遴選產生大學校長，而不應經政府任命，從而使高校擺脫行政系統的操縱。同時，應該將大學還原為一個學術共同體，擺脫外部控制，使大學教師成為學習的真正主導者。在這個方面，有兩種不同意見，有的主張“大學自治，教授治校”，有的主張“教授治學、校長治校”，但總體上都主張讓大學回歸它的學術本原，成為一方獨立超脫的淨土。

　　我們常聽人說：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好像今天的世界缺少了大家可以遵循的倫理與道德原則。這種感慨何代無之，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埃及記錄上，曾有人做過同樣的感慨。而中國的經典裡，也時時充滿了這種感慨。其實，每隔一段時間，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都會有所轉變，於是新時代的價值和舊時的價值就會不同。

　　我們以中國歷史上的幾次價值轉換時期為例證。新石器時代，人類是在村落裡聚族而居。社群很小，人群也很少，其倫理原則基本上是內外有分，對自己人是一種標準，對外面的人又是另一種標準。甚至到了人死亡以後，都有鬼不歆非類的說法。西周時，建立了中國古代的封建制度，提出天命的理論：上天是公平的，對有道德的人會加以庇護，而周人是受命於天來做當時中國天下的統治者，上天所訂下的道德原則應該是普世的，不受部族與社群的限制。這個普世的道德觀，應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但它是否真正的普世的呢？倒也未必。封建道德大概只行於當時的貴族階層，即所謂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對貴族階層以外的一般人，貴族們並不覺得他們也應該遵從同樣的道德，擁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

　　第二次轉折應當是在孔子時代。孔子最大的功勞不是創作，正如他自己所說的“述而不作”，他的功勞是在對古代經典予以新的闡釋。孔子主要的目的，是把舊的貴族價值作一新的界定，使一些可以做為普世價值的觀念，真正的變成一般人都可以遵循的行為法則。譬如，他所說的“仁”不再是貴族所獨有，而是每個人都秉賦的一種本性。他所說的“禮”，不再是鞠躬進退，而是一般人都應遵從的禮儀。孔子界定的這一套普世價值觀，對中國有長期的影響。從孔子以後，中國人的行為法則，都不脫孔子所訂下的原則。孔子要如此做的原因，正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組織已經改變，封建社會已經崩潰，他必需要重新建立一個不屬原有封建秩序下的倫理與道德。

　　另一次大轉折是在東漢末年魏晉之間。這個時期儒家理論所鑄造的漢代社會秩序，也就是以忠、孝、節、義等道德原則所界定的古代中國社會秩序，在此時經過一次大轉變。再加上中央集權的皇帝制度和文官制度也已經崩潰，必需要尋找另一套秩序來替代。在尋找秩序的過程中，魏、晉的思想家顯然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把道家思想重新復活，開始談論自然、出世、人的主體性等議題，不再如同儒家一樣，注重社會的主體性。這一次的大轉變，從儒家的角度而言，又是一次“禮壞樂崩”的局面。但就非儒家的立場而言，這是一個重建的過程。這次重建的過程延續了1000年之久。直等到佛和道家、儒家思想完全融合為一，成為三教融合的一個新的中國思想體系，也就是朱熹的時代，理學才又重新界定了社會的秩序。社會本身要有一定的穩定性，社會的每一個人要有一定的位置。朱熹界定的價值，實際上和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所界定的價值有著本質上的差異。與這種制度相配合的，是小農經濟、皇帝制度、知識分子精英及儒學治國的一種穩定體系，所以此時注重名節而不注重個人的權益。這段時期所形成的倫理、道德觀念，支配中國人的行為與思想有數百年之久。但是這種穩定的中國體系終究會面臨挑戰與壓力，在明代末期又面臨一次轉折。

　　明代末期，王陽明學派對朱子學派有基本上的質疑。而當時國家機構所表現的效率與能力，甚至以皇帝、宦官為代表的國家機構是否真能符合穩定社會所盼望的政府形態也受到質疑。我們由明朝末年的文學作品、歷史記載上，都可看到有殉道的人物，也有偽善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學者開始認真重新思考中國文化的價值、中國社會的結構。以黃宗羲、顧炎武為代表的學者，甚至懷疑中國國家與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質。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提出許多另一套可替代的觀念。我個人認為這一段的中國思想史，幾乎可以與西方的啟蒙時代的思想相類比。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努力在明清改朝換代之後，無法繼續下來。原因很多，一方面是清代的帝制比以前更為徹底，更依靠暴力。另一方面，朱子留下來的傳統儒家思想，由於強調穩定性，必定是趨於保守。所以朱學的知識分子雖具有正統的地位，卻不會容許明末這些挑戰者繼續發揮他們的思想。

　　因此，從明末清初一直到19世紀，是中國在思想上極為呆滯的時代。固有的社會倫理道德，被當做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原則，為大家所遵循，但其間虛偽之處太多。同時也沒有新的力量出現，可以擔起翻舊更新的工作。這種文化系統實際上是缺少活力的，沒有辦法真正面臨另一股大力量的衝擊。

　　廣西網紅許華升是廣西人。許華升唱歌好聽，又很接地氣，當上網路紅人後，他受到外界的關注，有了自己的粉絲。很多廣西網友都表示，許華升是廣西的驕傲。

　　據瞭解，許華升來自廣西賀州，曾經考入北京電影學院，攻讀編導專業。網路平臺火起來後，許華升開始自己製作小影片，將它們分享到網路。很多時候，他就是小影片的主人公。那些小影片搞笑卻不低俗，受到眾多網友的喜愛。

　　更難得的是，不管是走紅前，還是走紅後，許華升都沒有偶像包袱，他和粉絲交談很親切，粉絲不覺得他有距離感。

　　有網友表示，許華升製作的小影片不長，播放長度只有幾分鐘，但是，小影片的品質很高，觀看者很容易被小影片逗樂。能製作出那樣的小影片，牢牢抓住大家的笑點，許華升顯然是用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