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經濟決定和制約教育，教育對經濟有重要的反作用。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教育與經濟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一方面，教育的發展和進步，越來越離不開經濟和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經濟和生產的發展也越來越離不開教育的發展和進步；
2、社會經濟的發展制約著教育的發展規模和速度；
3、社會經濟發展制約人才培養的規格和質量；
4、經濟的發展制約著課程的設定及教學內容；
5、經濟的發展影響著教育結構、教育制度、教學組織方式、教學方法等的變革；
6、教育把可能的勞動力轉化為現實的勞動力；
7、教育是科學知識再生產的重要途徑；
8、教育生產新的科學知識與新的生產力。
首先，韓非子認為君臣、夫婦乃至父子之間的交往都是以私利至上的，是彼此相互利用的。其中君臣之間尤其如此。君主要小心保持其威嚴與權勢，君主的利益處處與社會民眾的利益相沖突。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與共事者殺。（韓非子·八經）其次，對社會治理有益還是無益的標準只能看能不能耕戰，耕可以富國，戰可以強兵，富國強兵才是君主的利益所在。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湧匿奸，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 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 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諂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奸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韓非子·六反第三，韓非子心目中的社會是虛無的，是隻有富強而沒有文化的社會，沒有學術、商業、道德、倫理的地位，只有政治才是真實的。批評學者、俠士：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韓非子·五蠹）批評工商業者：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末作者富。（韓非子·詭使）第四，統治者控制社會的方式是賞罰，而賞罰需要人們的趨利避害傾向。因此，韓非子所確定的是非善惡的標準，全以能否控制他人而定。廉、勇、聖、智等都是一些不好控制的人。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願。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群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泛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不可用，行而乘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跡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韓非子·詭使）王夫之認為法家一味用法的結果是“人主安而天下困”，其實質是以下層社會的破壞為代價換取上層統治者的安逸。
經濟是基礎，文化是經濟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經濟、政治所決定。經濟的發展會決定或帶動文化的發展。但是又不能認為文化與經濟的發展是絕對同步的，兩者的發展既有同步性的，也有不同步的情況。
關係(1)一方面經濟是文化發展的基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而知榮辱”，強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決定著文化的發展水平。從這種意義上說。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
(2)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基礎，並不意味著文化的發展始終與經濟的發展同步。文化有其自身的傳承性和相對的獨立性。那種認為只要物質條件好了，精神文化自然而然地就會好起來，物質條件差一點，精神文化就不可能搞好的觀點，不符合歷史發展的事實，是不正確的。
文化與經濟融合催生文化經濟。“文化經濟”這個新概念的特點，就是文化和經濟緊密結合，互相滲透，形成以經濟為依託的新文化形態，或以文化為內涵的新經濟形態，即“文化的經濟化”和“經濟的文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