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的性私論是指他認為人性生來就是自私的、利己的,人們之所以會行善、會奉獻、會無私,是迫於形勢的推動,迫於周圍的壓力。因此他主張治國不必存慈善之心,人民必然要臣服畏懼於統治者的威勢,而很少真的能為國君的仁義所動,身為一國之君要“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這種嚴苛冷漠的態度,乍一看來,比他的老師荀子還多了三分薄情。在那個特殊的、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亂世裡,君主爭雄、英雄輩出,文人們的思想也達到了繁盛的頂峰,形成了不同學派百家爭鳴的鼎盛局面。
韓非子的性私論是指他認為人性生來就是自私的、利己的,人們之所以會行善、會奉獻、會無私,是迫於形勢的推動,迫於周圍的壓力。因此他主張治國不必存慈善之心,人民必然要臣服畏懼於統治者的威勢,而很少真的能為國君的仁義所動,身為一國之君要“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這種嚴苛冷漠的態度,乍一看來,比他的老師荀子還多了三分薄情。在那個特殊的、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亂世裡,君主爭雄、英雄輩出,文人們的思想也達到了繁盛的頂峰,形成了不同學派百家爭鳴的鼎盛局面。
首先,韓非子認為君臣、夫婦乃至父子之間的交往都是以私利至上的,是彼此相互利用的。其中君臣之間尤其如此。君主要小心保持其威嚴與權勢,君主的利益處處與社會民眾的利益相沖突。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與共事者殺。(韓非子·八經)其次,對社會治理有益還是無益的標準只能看能不能耕戰,耕可以富國,戰可以強兵,富國強兵才是君主的利益所在。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湧匿奸,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 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 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諂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奸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韓非子·六反第三,韓非子心目中的社會是虛無的,是隻有富強而沒有文化的社會,沒有學術、商業、道德、倫理的地位,只有政治才是真實的。批評學者、俠士: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韓非子·五蠹)批評工商業者: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末作者富。(韓非子·詭使)第四,統治者控制社會的方式是賞罰,而賞罰需要人們的趨利避害傾向。因此,韓非子所確定的是非善惡的標準,全以能否控制他人而定。廉、勇、聖、智等都是一些不好控制的人。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願。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群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泛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不可用,行而乘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跡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韓非子·詭使)王夫之認為法家一味用法的結果是“人主安而天下困”,其實質是以下層社會的破壞為代價換取上層統治者的安逸。
韓非子(約前280年-前233年),戰國晚期韓國人,是中國戰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法家學說集大成者、散文家,今存《韓非子》五十五篇。韓非原為韓國貴族,與李斯同師苟卿,繼承和發展了荀子的法術思想,同時又吸取了他以前的法家學說,成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多次上書韓王變法圖強,不見用,乃發憤著書立說,以求聞達。秦王嬴政慕其名,遺書韓王強邀其出使秦國。在秦遭李斯、姚賈誣害,死於獄中。韓非比較各國變法得失,提出“以法為主”,法、術、勢結合的理論,集法家思想大成。他創立的法家學說,為秦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韓非子強調社會變遷,與儒墨二家重視於古代盛事的社會治理方案不同,韓非子認為古代根本就不足取法。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韓非子·五蠹韓非子認為,社會環境與社會狀況都是變動不居的,所以治理社會的方法也應該隨形勢的變化而調整。古人能辭讓,而今人不能辭讓,都是勢所必至的。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韓非子·五蠹總之,韓非子認為古人之所以輕易辭讓,一是因為人民少而財有餘;二是因為身居高位者盡義務多,得利益少。而後世人民做起來就很勉強。“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力氣”,在戰國時代,不僅道德沒有用場,就連智謀也屬多餘,人間只是弱肉強食之殺伐,誰最有力,誰就最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