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洛在論及人的需要時把需要分了幾個層次，其中一個是愛和歸屬感。愛這個詞比較西洋化，在西方似乎是人生頂重要的一件大事，不過在中國——在傳統的中國——卻幾乎找不到對應的詞。中國人講究的是“倫”，什麼君臣有義，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中國人總愛把道德、感情，甚至還有法律都綜合到一起，靈活掌握，所以中國人若把這一套綜合藝術搞得好了，上可以當聖人，下可以稱人精。
歸屬感也是這樣。在西洋，這種歸屬感涇渭分明，什麼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動物保護者協會，以及各式各樣專門的沙龍，一個蘿蔔一個坑。中國人卻仍是綜合到一起，道教的太上老君，佛教的觀音菩薩，儒教的孔子，有時還有祖宗的牌位，都可以供到一起。“西方人重分析，中國人重綜合”，一點不錯。
有歸屬感了就好比找到了組織，找到組織自然就有了組織生活。重分析的西方人組織生活也極認真，星期天做禮拜，每月幾號去什麼集會，什麼沙龍，議題是什麼，對於政治主張不同的，也分別組織政黨——順便說一下，政黨是進口的概念，中國傳統有朋黨無政黨，所以近代以來的政黨往往有名無實——約定遊戲規則，同場競爭。中國人的組織生活則從心所欲，所謂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圖的就是那個熱乎勁，何必斤斤於懂或不懂，會或不會。以前的組織生活有廟會，社戲之類，現在的則首推麻將。那次在美國時我一個同事說，我發現美國人為什麼不打麻將了，因為他們搞不到一塊去。其實美國人自有其尋找歸屬感的方式，那是我們無法理解的，就象美國人大概也無法理解我們在麻將中找到的歸屬感一樣。
麻將似乎發明於清末民初，但不出數十年，其勢已大大蓋過了其他兩種博奕活動——象棋和圍棋。好像只要有四個以上中國人的地方，就能找到麻將，以至於胡適搬到了美國，他的太太江冬秀還常常和其他太太們一起打麻將，聽夏志清說，胡適那時沒有辦公室，根本無法工作。胡適是個隨和人，聽說在臺北臨死前不久還在託人買房子，因為在教師宿舍打麻將影響學校學習。這大概是真的，因為我在現代作家裡，只見到胡適對國民沉迷於麻將提出過呼籲，他還認真計算過全國人民用於麻將的時間，想是太太的麻將癖是他的心頭之痛吧，他又不願違拗太太。
象棋最常見的場面是一個黃昏的街角，兩名老者對陣，周圍一堆人指指點點。圍棋最常見的是幽窗下，竹林邊，或者竟在山間林下，從容而奕，指尖生涼，謂之“手談”。象棋的棋子等級分明又正大光明，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雖兵不厭詐，但那詐都是“孫子兵法”上找得到的，是陽謀非陰謀。圍棋的棋子無貴無賤，以氣而生，以勢而顯，或以輕靈勝，或以質厚長，其變幻處有鬼神不測之機。象棋近儒，圍棋似道，象棋寓人事，圍棋蘊天機。
但象棋的人事卻是儒的人事，其君仁臣良父慈子孝竟好似儒家想象中的《周禮》，圍棋的天機更非常人所能參透。最接近中國人的生活的——注意是生活，中國人的文章和生活是兩種文化——卻是麻將。麻將讓大多數中國人發現了屬於自己的天地，屬於自己的樂趣，屬於自己的人生價值。中國人天生適合麻將，麻將天生適合中國人。
有人說，圍棋是最聰明的人玩的遊戲，但最聰明的人玩起麻將大概也會力不從心。中國就是這樣奇怪的國度，一個人不能因為極聰明就能成功，一個人成功的首要條件也不是聰明，而是會做人，有時甚至別的什麼都不會而僅僅會做人就能獲得成功。麻將就是這樣奇怪的遊戲，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在這裡竟可以改成智者三慮，必有一失。你儘可以說麻將只是靠運氣沒有競技性對抗性，但中國人自有中國人的邏輯：能讓最聰明的人也無可奈何的遊戲，難道不是最複雜的遊戲嗎。你不服氣，那是你不懂麻將，不懂麻將所代表的中國人的“綜合藝術”。外國人是不會明白的，用那套分析歸納演繹的邏輯根本看不懂中國。
實際上，做人就是一種綜合藝術。西方人演戲歸演戲，生活歸生活，但中國人卻合二為一，統稱為做人。演戲的成分太少，我們稱之為“不會做人”，是會被中國人瞧不起的，演戲的成分太多，稱之為“太會做人”，也是會被中國人猜忌的。西方人工作歸工作，家庭歸家庭，工作關係和私人關係絕不混淆，在中國就沒有那麼麻煩，同是一個人，哪能分那麼清呢？西方人在公共場所有禮貌，講秩序，重形像，對人熱情，但私人場所沒有電話預約的話甚至不能進去，陌生人闖入可能會被開槍打死。這在中國人看來也有些不可思議，把私人情況瞞得那麼緊，一定有不可告人的東西。
麻將就是這種做人的綜合藝術的一個反映，在麻將桌上，最重要的不是聰明到能算出多少步，而是根據不同情況靈活適應採取相應對策，亦即善做人。做人方面的長處在麻將桌上總會得到相應的好處，比如說根據牌型和桌面上已打出的牌制定對策，能成大牌則成大牌，不能成大牌則成小牌，不能成小牌則阻止別人成牌，比如察言觀色以判斷別人手中的牌。做人的弱點也會帶來損失，比如性貪者過於追求大牌反連小牌也成不了，膽小者不敢成大牌只是廣種薄收，優柔寡斷者因舉棋不定而錯失良機。這些與其說是一門科學倒不如說是一門藝術，因為道理似乎很簡單，但運用起來全要靠機緣和天分了。
說到機緣和天分，這大概是中國人做人方面的兩大因素，也是麻將方面的兩大因素吧。機緣其實就是運氣，天分就是性格，亦即那種左右逢源的本領的領悟能力。中國人是樂觀的，既然決定麻將輸贏的因素有兩個，也就給了中國人一個選擇的空間，他贏了都是因為技術出色，他輸了都是因為運氣不好——他總是對的。哪怕麻將桌上的常敗將軍，也可以大談他的成大牌經歷，自我感覺良好。
西方人的橋牌講求協作配合，公平競爭，中國人的麻將則要求盯著上家，防著下家，各自為政，但在某一方在做極大的牌時，另三家又可暫時聯合起來。中國的人際關係在西方人看來是簡直一團亂麻，但中國人自有分寸，他們從小就在進行著這方面的訓練，他們一生都在做著這些事，對很多人來說這可能是唯一的長處。每個人都有需要的牌在別人手上，每個人手上都有別人需要的牌，說明中國人的命運多多少少掌握在別人手上，而每個中國人又多多少少握著別人的命運，所以命運為另一些人掌握也就不覺得很要緊了，樂觀的中國人總能在掌握別人命運的過程中得到樂趣，哪怕那些人只是婦孺。西方人的平等是指每個人——最強大的和最弱小的——都有同樣的機會，中國人的平等是指每個人都有他控制的物件。君控制臣，臣控制更小的臣，官控制民，民控制他的妻子，而他的妻子熬成婆之後就可以控制媳婦。司機可以暫時左右一下乘客的命運，醫生可以怠慢一下病人，售票員可以暫停售票，甚至要飯的還可以在看不順眼的地方吐上一口痰。趙太爺可以打王胡，王胡可以打阿Q，而阿Q還可以欺負小尼姑——樂觀的中國人總能找到自己的樂趣。
老實說我極不喜歡這種遊戲，我覺得如果我贏了不過是碰巧，如果我輸了也怪不得技術，無論輸贏，我都有給命運戲弄之感。所以我寧願下圍棋和象棋，如果我必須玩遊戲的話。下圍棋和象棋時，高手比低手有絕對的優勢，聰明人比不聰明人有絕對優勢，贏得光明磊落，輸得明明白白，技術的進步是可以顯而易見的。不過因為親戚熟人十有八九樂於此道，他們到了一起很自然地就會開起了麻將，春節時候更是“豈可一日無此君”的。所以雖然一向“怕人推說病，避俗詭逃禪”，對於麻將桌是能逃則逃，能避則避，還是有幾次迫於情面觀戰了好久。雖然從未實戰過一盤，但觀戰幾次，也漸漸悟出一些道理。“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伐一局棋”，可謂“雖小道，其義大焉”，中國人如此喜好麻將，實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我想西方人大概永遠也想不出麻將的魔力吧，中國人同化能力雖強大，但至少我沒聽說過外國人喜好麻將的。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根本就是兩種文明，陰差陽錯地落到了一個星球上。所以我常常想，如果這個星球上沒有西方文明或沒有中國文明會怎麼樣。
如果沒有中國文明，西方文明會照樣發展。四大發明在中國是幾個偶然事件，並非源於愛發明創造的風氣，中國在宋代以前，還有不少其他的小發明後來傳到了西方，對西方文明的演變有某種補充作用。但西方那些民族似乎是天生愛探索的民族，以牛頓那樣的推理熱情，以愛迪生做試驗時百折不回，四大發明只是時間問題。西方文明無論物質還是精神都可以在不知道中國文明的情況下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然後在世界大戰中毀滅，或是走向靈魂拯救走向和平，然後向宇宙更深處邁進。
如果沒有西方文明，中國還會一如既往地進行著。宋以後無發明，那是因為中國人想出防止少數人愛製造“奇巧淫技”的壞習慣的法子。劉慈欣在《西洋》中假設了鄭和下西洋後進一步抵達西歐的情況，文章很是不錯，但他大概並不很瞭解中國文化。他不知道中國文化有多頑固，除了西洋的大炮，什麼東西也撼動不了它，實際上西洋的大炮也只是叫它震了震，一百年了，變得還是那樣少。
如果沒有西方文明，有人說也會緩慢地過渡到資本主義，我不知道那要多久，一千年夠嗎？實際上中國大概從來就沒想到過要發明什麼“奇巧淫技”，便是偶然出現了，也會讓中國人骨子裡排斥，中國人稱之為“玩意兒”，那是捨本逐末的行為，是墮落的標誌。宋代以前不過是中國文化還沒定下來罷了。中國的商品經濟——準確地說是官商勾結經濟——發達到了一定程度，就會被改朝換代的戰火盡數摧毀。
不過對於中國人，這也沒什麼不好。沒有西方文明，中國文明根本不知道什麼叫資本主義，他們理想中的社會是想象中的伏羲，黃帝，堯，舜，禹，湯。在一代代的“人心不古”的搖頭嘆息中，中國人照樣可以過得很好，不知道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社會上的亂子可能還要少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雖然要打上不少仗，死上不少人，但總不會把地球分掉。田園牧歌式的經濟也不會把環境搞壞，至於麻將，就是搓上一萬年也搓不垮地球。
所以中國文明還會這樣存在下去。中國人發明了陰、陽兩個字，可以囊括天上地下一切現象（雖然在重分析的西方人看來這種囊括實在綜合得過了分），這樣也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宇宙觀問題。中國人發明了干支紀年，六十年一甲子，正好與一亂一治的迴圈相映成趣，又可以在時間上避免了世紀末恐慌或末日審判一類的東西，可以“子子孫孫無窮盡矣”。中國文明將一亂一治下去，麻將桌也可以一直襬下去，直到一萬八千年後，小行星撞擊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