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服飾習俗的歷史傳承

　　回族的服飾既有歷史的繼承性，又受到了伊斯蘭文化和中國漢族服飾文化的影響。我國唐朝的杜環在唐和大食的一場戰役中，戰敗被俘，把他自己在其地的所見所聞作了記錄，其中談到大食的服飾：“(大食)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號暮門，都此處。其士女瑰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閒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系銀帶，佩銀刀”。這些大食人有不少後來到中國經商，把這種服飾上的習俗自然也帶到了中國。

　　《新唐書》第一次記載了伊斯蘭教教民的形象、服飾和宗教活動。據稱：“大食本波斯之地，男子鼻高，面黑而髯，女子白皙，出門障面，日五拜天神，系銀帶，佩銀刀……”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阿拉伯、波斯等地來中國的穆斯林，特別是穆斯林婦女的服飾打扮，還是很有特色的。

　　宋代朱彧在《萍洲可談》中載：“廣州蕃坊，蕃人衣裳與華異……”唐宋時期，有大量的阿拉伯、波斯來的穆斯林商人，一般都被稱為“蕃客”，這是回族的先民。這就看出，當時回族先民的服飾與漢族不同，是有自己特點的。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則記載得更明確：“宋時蕃商鉅富，服飾皆珍珠羅綺，器用皆金銀器皿。”可見他們當時穿的是有花紋的絲織品，佩戴戒指，使用金銀器具等。

　　回族男子頭纏“戴斯達爾”、戴白帽的習俗，也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宋代周輝《清波別志》說：“層檀，南海旁國也。貴人以好越布纏頭。人之言語如大食。”元代，回族人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都比較高，回族人的服飾習俗和其他習俗一樣，都是自由的，沒有任何限制，有著漢族服裝的，有穿阿拉伯、波斯等地樣式的，有自制的白帽、巾袍和鞋等，開始向民族服裝發展。但是，到了明代，回族人的服飾習俗就開始受到限制。

　　回回民族不是依據信仰習俗和祖先的服裝樣式，結合在中國居住發展的實際來想穿什麼就穿什麼，想怎麼打扮就怎麼打扮，而是受到了統治階級的強迫命令和限制。明太祖朱元璋建國後，採取禁止“胡服”的政策，逼著回族人民著漢裝，這樣，回回民族開始形成的服飾習俗就不能很快得到發展，也不能受到尊重。

　　到了清代，統治階級對回族人民更存偏見。雍正初年，山東巡撫陳世宮和署理安徽按察司魯國華等地方大員向清廷上疏，對回民的服飾、信仰等橫加指責、干涉，妄加罪名，說回民“平日早晚皆戴白帽，設立禮拜……”因此，他建議：“請令回民遵奉正朔，服制，一應禮拜等寺，盡行禁革。……戴白帽者以違制律定擬。”

　　這樣，回族的服飾，既受到了伊斯蘭教的影響，又受到了統治階級的強迫限制。但是，回族服飾並沒有因為統治階級禁止就完全屈服而全部改著漢裝，而把一些帶有伊斯蘭教特色和民族特色較濃的服飾習慣，堅持和保留了下來。如清代袁大化《新疆圖志》記載：“阿訇之帽，上銳而高，簷以白布綻之，厚二三寸，脫帽為敬。入門必解履。婦女必障面。皆古制也。”又說“惟寺中禮拜，戴稜冠。上銳下圓，五色皆備，而白者為多”。直到今天，回民仍然頭戴白帽，有的頭纏“戴斯達爾”，女的搭蓋頭等，這都是回族服飾習俗發展變化的重要特徵。

　　回族服飾與漢族基本相同，所不同者主要體現在頭飾上，回族男子多戴白色或黑色、棕色的無沿小圓帽。婦女多戴蓋頭，特別是在西北地區：少女及新婚婦戴綠色的，中年婦女戴黑、青色的、老年婦女戴白色的。 回族男子在節日或遇有紅白喜事時，喜戴白色小帽，婦女則戴披搭式巾帕，巾帕前端遮至下巴，後面披垂於肩頭。

　　回族的喪葬習俗，是人結束一生後，由親屬、鄰里鄉親、朋友等進行哀悼、紀念、祈禱的一種活動，是回族民俗中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回族群眾認為，生是死的起點，死是生的結果。世界上無論什麼人，他的地位再高，錢財再多，壽命再長，都會有死亡這樣一個不可抗拒和避免的日子。但是，作為在世的人，對於死亡，不講貴賤，不論貧富，不管是子孫滿堂，還是鰥寡孤獨的人，一律要盡埋葬的責任，並要葬之以禮。回族的喪葬習俗，既有回回民族的習俗特點，又有伊斯蘭教處理亡者的信仰性質。

　　回族喪葬習俗的歷史傳承

　　回族主要是13世紀前後由中亞、中東一帶遷徙至我國的各族穆斯林形成的民族。在形成前，他們作為穆斯林，在喪葬方面實行著伊斯蘭教的喪葬制度。回族形成後，伊斯蘭教的喪葬制度已變成回族的喪葬習俗，並在社會發展中不斷堅持、完善，形成了全民族共同遵守的喪葬習俗。回族先人宛葛思相傳是來中國傳播伊斯蘭教的四個阿拉伯人之一，“無常”於中國，葬廣州城外流花橋畔，俗稱“回回墳”，其墓碑謂建於唐貞觀三年(公元629年)，據陳垣考證，應為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此地回民至今仍保護著宛葛思的墓。

　　在宋末元初，已有文字詳細記載，回回按照伊斯蘭教處理亡者的習俗喪葬。“回回之俗，凡死者專有浴屍之人，以大銅瓶自口灌水，盪滌腸胃，穢氣令盡。又自頂至踵淨洗，洗訖，然後以帛拭乾，用擰絲或絹或布作囊，裸而貯之，始入棺殮，棺用薄松板，僅能容身……不置一物也，其棺即日便出。瘞之，或聞有至瘞所，脫去其棺，赤身葬於穴，以屍面朝西。”周密記載的回族先人的喪葬習俗，有許多不準確和謬誤之處，如回回穆斯林死後著水，洗滌周身，其中要漱口，洗淨鼻涕，但並不是“盪滌腸胃”；另外，回族和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族穆斯林亡後一律不用棺，而用塔木匣子抬屍。可見周密只看到表面，不懂回族先人喪葬習俗的實質內容，把穆斯林用的塔木匣子誤寫為“棺”；把穆斯林用白布纏身，誤寫為用“布作囊”等。儘管如此，從周密記載“大銅瓶自口灌水”、“自頂至踵淨洗”以及用布纏身等習俗中可以看出，當時穆斯林使用湯瓶灌水洗屍，給亡者“著水”，用白布纏身，用塔木匣子抬屍送葬，和現在的回族喪葬習俗是一致的。

　　元、明記載回族喪葬習俗的史料較多，且比較細。有“大殮和小殮”之稱謂，用湯瓶洗屍“從頭至足，澆洗三次”，還有“麝香腦片填屍口”等記載。明代回族著名學者李贄生前遺囑：

　　倘一旦死，急擇城外高阜，向南做一坑，長一丈，闊五尺，深至六尺即止。即如是深，如是闊，如是長矣，然復就中復掘二尺五寸深土，長不過六尺有半，闊不過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則用蘆蓆五張，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豈有一毫不清淨者哉!我心安焉，即為樂土，勿太俗氣。搖動人言，急於好看，以傷我之本心也。雖馬誠老能為厚終之具，然終不如安餘心之為愈矣。此是餘第一要緊言語。

　　我氣已散，即當穿此安魄之坑。未入坑時，且閣我魄於板上，用予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換新衣等，使我體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頭照舊安枕，而加以白布巾單，總蓋上下，用裹腳布廿字交纏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去。待五更初開門時寂寂抬出，到壙所，即可裝置蘆蓆之上，而板復抬回以還主人矣。

　　既安了體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橫閣其上。閣了，仍用蘆蓆五張鋪於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築實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為卓吾子之魄也。

　　……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二月初五日，卓吾遺意。

　　幸聽之！幸聽之！

　　李贄遺言中所講的“倘一旦死，急擇城外高阜”作坑安葬，並且在“氣已散”時，就要安排人挖坑，第二天埋葬，這是回族人強調的“葬不過三日”的速葬習俗。李贄所要求的“向南”挖坑和“長一丈，闊五尺，深至六尺”的長、寬、深規格，以及在坑底“復掘二尺五寸深土，長不過六尺有半，闊不過二尺五寸”的尺碼，是回族人挖墳坑的特有習俗，其他土葬的民族均沒有這些要求。另外，李贄還強調他的遺體要“面上加一掩面”，“以白布巾單，總蓋上下”，用“板”抬到墓地葬後，“板復抬回以還主人”，這種葬法和現在回族的葬法仍基本相同，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但李贄遺言中講的“則用蘆蓆五張，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等，這些都不是伊斯蘭教和回族穆斯林處理喪葬的習俗。這說明李贄想用當時回族的喪葬習俗處理自己的後事，但在遺言中有不準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