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 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等主張思想。兼以易別是他的社會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體行動綱領。他認為只要大家兼相愛，交相利，社會上就沒有強凌弱、貴傲賤、智詐愚和各國之間互相攻伐的現象了。他對統治者發動 戰爭帶來的禍害以及平常禮俗上的奢侈逸樂，都進行了尖銳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則上，墨子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主張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他還主張從天子、諸侯國君到各級正長，都要選擇天下之賢可者來充當；而人民則要服從君上，做到 一同天下之義。宣揚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點。墨子認為天之有志，兼愛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天之愛民之厚，君主若違天意就要受天之罰，反之，則會得天之賞。他抨擊君主、貴族的奢侈浪費，反對儒家看重的久喪厚葬之俗。認為君主、貴族都應象古代大禹一樣，過著清廉儉樸的生活。
“尚賢”主張出現的社會背景是，西周時期的世官（世襲世代為官）制，到西周晚期出現的薦舉屬下或家族兄弟子侄為官，再到春秋末期至於戰國出現的薦賢，墨子學說中的“尚賢”主張，正是在適應社會思想的變化和社會需要中提出的。墨子認為為政的目標有三：國家的富強；人民的眾多；刑政的安定。若達到這三個目標，國君就得“尚賢”。墨子認為尚賢有三個步驟：官無常貴，民無常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闢私怨。（《墨子•尚賢上》） 墨子舉古代聖王“尚賢”為據：“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是以賢者眾，而不賢者寡。此謂尚賢。”（《墨子·尚賢上》）為了達成尚賢的理想，墨子又提出了“尚同”的主張。《尚同上》篇記載，從最低層的百姓尚起，經過里長、鄉長、國君、天子，紛紛尚同，天子一同天下之義，才能把天下治理好，社會才能安定。墨子所提出的“尚同”，必須有“貴義”，從百姓到天子都以“義”為思想行為的準則，否則就不能稱為“尚同”。墨子為了實現尚同主張，將社會分成不同的階級，希望建立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政府組織，建設“兼相愛”的國家，進而發展為“天下太平”的世界。墨子針對以天子之是非為判斷是非標準的盲目服從的政治情況，提出了兩個措施：“民諫”與“天譴”。所謂“民諫”是指“上有過則規諫之”（《尚同上》），“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尚同中》）；在墨子構建的理想社會中，天子之下的各級長官都必須是絕對的賢者，如此上之不善而有待於民諫的情況就可以絕跡了。所謂“天譴”，《尚同中》記載，自天、天子以下直至百姓都得尚同。如果沒有達到尚同於天，就會遭到天的懲罰，降給人間災禍疾病。“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災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同乎天者也。”如果天子不仁，不能善治天下，天必禍之誅之。在《法儀篇》中舉堯舜、禹、湯、文、武因為兼愛天下，尊天事鬼，而受到天的福佑，被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服事之。至於暴虐之王夏桀、殷紂、周幽王、周厲王兼惡天下之百姓，侮辱鬼神，所以天降下災禍，使其失國身亡，為後世笑，子孫毀之。
墨子的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等十個方面。其中核心是兼愛、非攻。
兼愛：不分等級、不分遠近、不分親疏地愛天下所有的人。
非攻：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人類和平。
尚賢：不分貴賤地推薦、選拔、使用德才兼備的人。
尚同：政令、思想、言語、行動等要與聖王的意志相同一。
節用：反對奢侈浪費，主張勤儉節約。
節葬：反對厚葬久喪，主張薄葬短喪。
非樂：反對奢靡的音樂活動，提倡節約人財物力。
非命：反對命運之說，主張強力從事。
天志：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天的意志是興利除害。
明鬼：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揚善懲惡。
墨子。墨家學派創始人及主要代表人物，名翟，東周春秋末期戰國初期宋國人。墨子是宋國貴族目夷的後代，生前擔任宋國大夫。他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也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