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厚墓誌銘全文翻譯

　　譯文：

　　子厚，名叫宗元。七世祖柳慶，做過北魏的侍中，被封為濟陰公。高伯祖柳奭，做過唐朝的宰相，同褚遂良、韓瑗都得罪了武后，在高宗時被處死。父親叫柳鎮，為了侍奉母親，放棄了太常博士的官位，請求到江南做縣令。後來因為他不肯向權貴獻媚，丟了御史的官職。直到那位權貴死了，才又被任命為侍御史。人們都說他剛毅正直，與他交往的都是當時名人。

　　子厚少年時就很精明聰敏，沒有不明白通曉的事。趕上他父親在世時，他雖然很年輕，但已經成才，能夠考取為進士，突出地顯露出才華，大家都說柳家有能揚名顯姓的後人了。後來又透過博學宏詞科的考試，被授為集賢殿的官職。他才能出眾，方正勇敢，發表議論時能引證今古事例為依據，精通經史諸子典籍，議論時才華橫溢，滔滔不絕，常常使在座的人折服。因此名聲轟動，一時之間人們都敬慕而希望與他交往。那些公卿貴人爭著想讓他成為自己的門生，異口同聲的推薦讚譽他。

　　貞元十九年，子厚由藍田縣尉調任監察御史。順宗即位，又升為禮部員外郎。逢遇當權人獲罪，他也被按例貶出京城當刺史，還未到任，又被依例貶為永州司馬。身處清閒之地，自己更加刻苦為學，專心誦讀，寫作詩文，文筆汪洋恣肆，雄厚凝練，像無邊的海水那樣精深博大。而他自己則縱情于山水之間。

　　元和年間，他曾經與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師，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後，他慨嘆道：“這裡難道不值得做出政績嗎？”於是按照當地的風俗，為柳州制訂了教諭和禁令，全州百姓都順從並信賴他。當地習慣於用兒女做抵押向人借錢，約定如果不能按時贖回，等到利息與本金相等時，債主就把人質沒收做奴婢。子厚為此替借債人想方設法，都讓他們把子女贖了回來；那些特別窮困沒有能力贖回的，就讓債主記下子女當傭工的工錢，到應得的工錢足夠抵消債務時，就讓債主歸還被抵押的人質。觀察使把這個辦法推廣到別的州縣，到一年後，免除奴婢身份回家的將近一千人。衡山、湘水以南準備考進士的人，就把子厚當做老師，那些經過子厚親自講授和指點的人所寫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規範的。

　　他被召回京師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時，中山人劉夢得禹錫也在被遣之列，應當去播州。子厚流著淚說：“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況且夢得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夢得處境困窘，他沒有辦法把這事告訴他的老母；況且絕沒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向朝廷請求，並準備呈遞奏章，情願拿柳州換播州，表示即使因此再度獲罪，死也無憾。正遇上有人把夢得的情況告知了皇上，夢得因此改任連州刺史。嗚呼！士人到了窮境時，才看得出他的節操和義氣！一些人，平日街坊居處互相仰慕討好，一些吃喝玩樂來往頻繁，誇誇其談，強作笑臉，互相表示願居對方之下，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狀給對方看，指著天日流淚，發誓不論生死誰都不背棄朋友，簡直像真的一樣可信。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衝突，僅僅象頭髮絲般細小，便翻臉不認人，朋友落入陷阱，也不伸一下手去救，反而藉機推擠他，再往下扔石頭，到處都是這樣的人啊！這應該是連那些禽獸和野蠻人都不忍心乾的，而那些人卻自以為得計。他們聽到子厚的高尚風節，也應該覺得有點慚愧了！

　　子厚從前年輕時，勇於幫助別人，自己不看重和愛惜自己，認為功名事業可以一蹴而就，所以受到牽連而被貶斥。貶謫後，又沒有熟識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薦與引進，所以最後死在荒僻的邊遠之地，才幹不能為世間所用，抱負不能在當時施展。如果子厚當時在御史臺、尚書省做官時，能謹慎約束自己，已像在司馬時、刺史時那樣，也自然不會被貶官了；貶官後，如果有人能夠推舉他，將一定會再次被任用，不至窮困潦倒。然而若是子厚被貶斥的時間不久，窮困的處境未達到極點，雖然能夠在官場中出人投地，但他的文學辭章一定不能這樣地下功夫，以致於象今天這樣一定流傳後世，這是毫無疑問的。即使讓子厚實現他的願望，一度官至將相，拿那個換這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一定能有辨別它的人。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終年四十七歲；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萬年縣他祖先墓地的旁邊。子厚有兩個兒子：大的叫週六，才四歲；小的叫周七，是子厚去世後才出生的。兩個女兒，都還小。他的靈柩能夠回鄉安葬，費用都是觀察使河東人裴行立先生付出的。行立先生為人有氣節，重信用，與子厚是朋友，子厚對他也很盡心盡力，最後竟仰賴他的力量辦理了後事。把子厚安葬到萬年縣墓地的，是他的表弟盧遵。盧遵是涿州人，性情謹慎，做學問永不滿足；自從子厚被貶斥之後，盧遵就跟隨他和他家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沒有離開；既送子厚歸葬，又準備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屬，可以稱得上是有始有終的人了。

　　銘文說：“這是子厚的幽室，既牢固又安適，對子厚的子孫會有好處。”

　　1、譯文：

　　慶曆四年的秋天，我的朋友宛陵梅聖俞先生從吳興來看我，拿出他悼念亡妻的詩作，並悲傷地說：“我的妻子謝氏死了。”請我寫一篇墓誌銘來安葬她。我當時沒有空閒寫作。

　　過了一年，他寫了七八封書信來，書信中沒有不提到給謝氏寫墓誌銘的。並且說：“我妻子是已故太子賓客謝濤的女兒、希深的妹妹。希深父子當時都是舉世聞名的人，世家榮耀。謝氏生於一個富盛的家族，她二十歲嫁給了我，總共過了十七年就去世了。死的時候，用出嫁時的衣服(給她)穿上入棺，我的貧窮超乎尋常，就可以知道了。可是謝氏卻安適自在（不嫌棄）。治理家庭，有她自己的辦法，家裡的飲食器皿，雖然不是很多，但（飯菜）一定做得精細又有味；我們的衣服不論舊的新的，都一定清洗得乾乾淨淨，並縫補得整整齊齊；所居住的房舍雖然簡陋卑微，但一定把庭院灑水清掃得乾淨整潔；她的一言一行和日常起居，都很和悅從容。我一世貧窮由來已久，外出時有幸能與賢士大夫共遊而感到快樂，回家則能見到我妻子的淡靜怡然從而忘掉煩憂。讓我不因為財富多少、地位高低而焦慮，這是妻子對我的幫助吧。我經常與士大夫交談，謝氏多從屏風後悄悄聽我們談話，過後，她對某人的才能、品德好壞以及時事的得失都能作出評價，都評說得有條有理。我在吳興做官，有時從外面喝醉了回來，她一定會問：‘今日和誰飲酒這麼快樂呢？’聽說是與賢能的人飲酒，就高興；如果不是，就感嘆道：‘您所交往的都是當今品德高尚、才能傑出的人，現在竟與這種人喝酒取樂了？’這一年，南方大旱，她仰頭看見飛蝗而感嘆說：‘如今西夏的戰爭威脅還沒有解除，天下蒼生賦稅很重、生活困難，盜賊又在江淮地區強勢出來作亂，而且天又大旱、飛蝗災害又來。我作為婦人，死了還得能有夫君埋葬我，已經算是幸運的了！’她之所以能安然面對貧困的生活而不感到困苦，是因為她見識高明而且懂得道理多才能如此。（此處翻譯值得商榷，應該是兩個方面，一是安居貧而不困，一是性識明而知道理，對上文的總結。可翻譯為：她能安然面對貧困的生活而不感到困苦的情形，她見識高明而且懂得道理，大多像這樣。“之所以”可不必譯出。）哎!她一生受我貧困所累，而去世後也沒有得到厚葬，只有文字可以彰顯她的不朽。而且她的平生尤其懂得文章是最珍貴的；死後能得到這樣的墓誌銘，希望能以此安慰她的靈魂，而且彌補我的悲痛。這是我經常向您請求為她寫墓誌銘的原因啊。”像這種情況，我能忍心不寫嗎？

　　2、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作者是歐陽修，歐陽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漢族，出生於綿州（今四川綿陽），籍貫吉州廬陵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

　　1、原文：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

　　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儀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

　　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是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2、譯文：

　　法是天下的尺度標準，也是君主手中的準繩。社會制訂頒行刑法，是為了依法懲處犯法的人；設定獎賞制度，獎賞應當獎賞之人。法令確定之後，符合獎賞制度的就要嘉獎、觸犯法律的就要受罰。尊貴的人觸犯法律也不得減輕處罰，卑賤的人犯了法也不會加重處罰。犯法者儘管賢能也一定嚴懲，守法者雖然無能也不可無端治罪。所以秉公執法風氣盛行，徇私枉法之路就被堵塞。

　　古代設定各級官吏，是用來制約民眾，不讓他們恣意放縱。設立君主，是用來制約官員，不讓他們專行妄為。而宗法禮義的制定，又是用來限制君主的，不讓他獨斷專橫。任何人不可以放縱專行，那麼“道”就佔了主導地位、取得勝利，“道”取得勝利，這事理就通暢，於是便可返回到無為而治的境地。這裡說的“無為”，不是說什麼都凝滯不動，而是說不要任何事情都由君主一個人說了算。

　　法，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下冒出來的，它產生於社會又轉過來制約人們使之正派（匡正自己的行為）。所以，自己身上有這樣的缺點過錯，就不要非難他人身上有的同樣缺點過錯；自己身上沒有的優點美德，也就不要要求別人有這種優點美德。由此推出，要求下層民眾遵循法律，那麼上層君主百官也應遵循法規；禁止百姓民眾不能做的事，那麼君主自身也不能做。所謂“亡國”，不是說這個國家沒有君主，而是說這個國家沒有“法”；現在說變更法制，並不是沒有法，而是有法不用，有法不用等於沒有法。君主立法，首先自己要作出執法守法的榜樣，這樣法令就能施行於天下。所以，君主如能用法嚴格地約束自身，那麼法令政令就能夠在百姓中施行無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