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教育思想

　　在法家中，一批主張變法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順應歷史潮流，提出了諸多利於國家的理論政策，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是一樣。今天，要透過法家文化介紹的是關於文化教育方面改革的代表人物，商鞅的文化教育改革。

　　商鞅變法是當時各國變法運動中比較徹底的一次，文化教育的改革是商鞅變法的內容之一。

　　在教育內容方面，商鞅反對儒家以“禮、樂、詩、書”教育學生，反對向學生灌輸“仁”、“義”、“禮”、“智”等道德準則。

　　他認為“儒學”不過是一些“高言偽議”，不切實際的“浮學”。為了培養“耕戰之士”和厲行“法治”的人才，商鞅主張學習法令和對耕戰有用的實際知識。

　　他提出“壹教”的教育綱領。“壹教”的實質就是執行新興地主階級的統一教育，它的主要內容是用新興地主階級的法令、政策統一人們的思想。

　　商鞅認為：“壹教則下聽上”（《賞刑》）。他強調：“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字分》)。明確指出“法”是地主階級的生命，治理國家的根本，因此對民眾必須加強“法治”的教育。

　　“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君臣》）。即凡不符合法令的言論，不聽；不符合法令的行為，不讚揚；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

　　一切的言論、行動必須根據新興地主階級的“法”為標準。為了使“法治”教育能夠貫徹執行，商鞅實行“置主法之吏，以為天下師”（《定分》），把教育的權力掌握在新興地主階級官吏的手中。

　　如果遇到“主法令之吏”有遷徙、死亡的情況，得立即選派接替者“學讀法令”，可見商鞅對樹立法家對教育的領導是十分重視的。

　　商鞅為了加強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強調“法治”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漠視了學校在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取消了專業的教師和文化知識的傳授，這是違背文化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

　　他對舊文化又採取一概削除的簡單粗暴的政策，這也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商鞅為了使秦國富強，他把農戰作為治國之要。他獎勵農戰，主張加強農戰教育。他說：“吾教令：民之慾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慎法》）。

　　在教育途徑方面，商鞅重視在透過農戰的實際鬥爭中，鍛鍊和增長人們的才幹。並認為人們的智謀是在長期的作戰中成長起來的。這些均具有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

　　但是由於時代和階級的侷限，他所實施的“法”教和獎勵“農戰”的政策，卻包含著對勞動人民的壓迫和剝削的一面。

　　商鞅，是先秦法家思想的奠基人。韓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研究他們教育思想的材料主要是《商君書》二十四篇和《韓非子》五十五篇。商鞅認為趨利避害乃人之本性，韓非子依據荀子的性惡論，提出人性自私說。他們認為教育對個體的作用就在於用嚴刑懲罰使人改惡從善，教育對國家的作用就在於統一意識形態，使天下長治久安。法家教育的培養目標是耕戰之民和智術能法之士。前者是改造“五蠹”之後造就的順民，後者是他們理想中的能“循令而從事”、“察法而治官”的統治人才。法家的教育內容很單一。從商鞅起就主張“燔詩書”而“以法為教”，即以政府頒佈的政令、刑律為唯一教育內容。法家主張“以吏為師”，即實行官師合一，取消專職教師，走“學在官府”的套路。法家的教育方法主要有二：一是嚴格要求，嚴刑懲罰。“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二是注重宣傳，信賞必罰。商鞅主張解釋法令的內容，使“萬民皆知所避就”。韓非則主張“賞莫如厚而信，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便民畏之”。法家的教育主張是片面的、偏激的，它摧殘了傳統文化，取消了學校教育，一味強調懲罰，而貶低了開啟民智和道德感化的正面作用。

　　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與莊子。他們主張去掉一切人為的知識，認為取消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教育的作用就是“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人人無知無慾，才能復歸於樸。道家提倡“不言之教”，反對一切道德文化，主張絕仁去義、絕聖棄智、絕學無憂。也反對法治，認為“法物滋彰，盜賊多有”。在教育目標問題上，老子主張培養具有無為品質而能明哲保身的“隱君子”。莊子主張培養能混同萬物，齊一是非，從而達到無知無識境界的至人、真人。他們還提出了一套達此目標的教育方法：一是閉目塞聽。老子認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主張“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二是滌除玄監。即把內心清除得一無所有，象明鏡一樣一塵不染。莊子把它發展成心齋坐忘法，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三是順乎自然。莊子認為才智是先天生成的，非後天人力所能增損。四是緣督為經。“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總之，道傢俱有一種反傳統的教育思想，其中除了消極頹廢的東西外，也有尚自然、不盲從，追求個性解放的積極面可資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