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方升是商鞅擔任秦國大良造時，按他規定的標準和度量衡所生產的方升。
秦孝公十八年即公元前344年，這時商鞅已任大良造職，實行變法，在變法中規定全國統一使用度量衡，這段歷史婦孺皆知。然而，當初究竟是用什麼統一度量衡的，標升器皿究竟長什麼樣，卻很少有人知道。而“商鞅方升”一直都深藏在上海博物館的庫房裡。當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要求將該文物上交，上博卻只上交了一個幾可亂真的複製品，從而將商鞅親自監製、用以標升的青銅器皿留在了自家庫裡。
方升全長18、7米，升縱7米，橫12、5米，深2、3米，容積202、15立方米，重0.7公斤，為長方形的有柄量器。器的外壁刻銘文，底部銘文為“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左壁銘文為“十八年，齊卿大夫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壹為升。”前壁銘文為“重泉”。
衛鞅叫商鞅是因為秦王將商地封給他，後人稱之商鞅。《資治通鑑·第二卷·周顯王八年》記載：“於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商鞅在《資治通鑑》中出場時的名字是“衛公孫鞅”。
商鞅亡於公元前338年，時隔100年之後，李斯作為後人，稱衛鞅為商鞅，就是讓人明白，這個商鞅就是“受封商於十五邑”的衛鞅，是一種對歷史人物的簡化稱謂。衛鞅受封是公元前340年的事情，在《資治通鑑》第二卷中，公元前350年和公元前348年，曾兩次稱衛鞅為“商鞅”。
商鞅的經濟思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歸正：一、商鞅和商君學派的歷史觀、名利論。商鞅和商君學派認為人類歷史是發展的、變化的，並認為人類歷史經歷了三個階段，每個階段的政治、經濟都有不同的特點。第一個階段是“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第二個階段“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這時已有農業，但是沒有階級壓迫，沒有戰爭。第三個階段是“黃帝之世”，出現了“強勝弱”，“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內行刀鋸，外用甲兵”，這裡指的是已進入文明社會，產生了作為階級壓迫工具的國家。他們認為這種民展變化是自然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們只能適應這個變化。商鞅和商君學派雖然認為人類歷史是發展的，政治制度，措施等都要因時而變，但他們又認為變法要慎重，新法推行後要儘量穩定下來，他們說：“國貴少變”。 商鞅和商君學派認為追逐名利是人的天性，人的一節活動的基本內在動機是對名利的追求。他們認為“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佚，榮則索樂，辱則求榮，此發之情也”。他們還認為“民之慾富貴也，共闔棺而後止”，人們追求富貴，都是蓋上棺材蓋才肯罷休，認為這是人的本性。 商鞅和商君派認為君主要“操名利之柄”，控制名利，把人民的力量引向有利於國家富強的路上來。他們主張“利出一孔”，堵塞各種各樣的求名求利的途徑，只留下一條取得名利的道路，就是“利出於地”，“名出於戰”；要求利，只能經營農業，要求名，只能勇敢作戰，舍此沒有別的名利之路。“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人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這樣以來，國家就可以富強了。二、商鞅和商君學派的農戰論。重視農，又重視戰，把農和戰結合起來，把“農戰”作為一個概念，視為基本國策，並進行多方面的說明和論證，從而構成戰論，是商鞅首創。農戰論的提出和推行，反映了戰國時期諸侯兼併和統一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國家形成時期的政治經濟的要求。商君學派把“治”、“富”、“強”、“王”看做“治國”的目的，推行農戰政策是達到目的的基本手段，認為“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一個諸侯國堅持農戰，國家才能富強，最後統一天下。商鞅和商君學派把農戰政策叫作“作壹”，即專一於農戰政策。實行農戰策時間越久，利益越大，長期堅持實行農戰政策，就可以成就王業，統一天下。所謂農戰政策，就是要把全國上下的一切力量動員起來，從事農和戰。在農和戰兩者中，他們把農看成戰的基礎。他們認為戰爭所需的軍糧和其他許多重要軍用物資，都要靠農業來提供；農民佔全國人口大多數，是兵員的基本來源。如果農業調，家民浪散，在當時的諸侯國兼併戰爭中就無法長期支援，必然越來越處於劣勢，以至敗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