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金亮：年青人與“犬儒主義”

　　“犬儒化”的年青人

　　近日，某機構對全國5138名高校青年教師的問卷調查顯示，逾七成有政治參與意願，其中的九成多在網路熱點公共事件中更願扮演“看客”角色，知識分子濟世情懷中，摻雜了較多的“畏言”與“犬儒”心理。

　　過慣了世俗生活的人，對這項調查的結果並不感到意外，但著實讓人深省。現今的高校教師，大部 分為博士學位，其中很多有海外留學背景，學歷不可謂不高，知識不可謂不豐富，見識不可謂不廣，可這些年輕的知識分子們一直“遠離社會”，沉醉於象牙塔裡的 名利追逐，調查結果真實地顯露當前青年知識分子的心態。

　　高校行政化的語境下，青年知識分子只有依附於體制，順從體制，才能獲取最多最優的資源，才會有好的“前途”。青年教師都想有好的收入，好的未來，不論是評職稱還是申請課題，僅自己要有一定的學術水平遠不夠，還要打通各個關節，遵從權力意志。

　　大學裡的生存邏輯和官場趨同，權力是首位的，其次才是學術，與之相對應的是官員的地位遠高於普通教授和講師。前幾年，廈門大學40個教授爭一個處長，成為影響一時的新聞，而類似的狀況在很多高校都存在，學術處於相對邊緣化的位置。

　　權力本位遠高於學術本位，大學官場化會直接導致權力通吃，有官位的人在佔據了大部分的優質資源，由官員變成“學霸”，最優先配置教育資源，形成一種學術資源的壟斷。這樣的結果是，學術非但難以獨立，且成為權力的侍從，最重要的是嚴重阻塞了青年教師的上升渠道。

　　在逼仄的現實前，獲得權力，成為體制內的一員，對於青年教師來講無疑是最好的選擇，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打通上升渠道，最容易獲取優質的學術資源，或者直接放棄學術道路走仕途路線。所以，青年教師大都有參政慾望，想進入權力體制內分一杯羹。

　　長期低順從體制，被體制規訓，無疑會消弭青年知識分子們的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他們的公共性也自然會被消解。這是高校裡，有擔當，有人文情懷和有社會責任感的青年知識分子不斷減少的重要原因。

　　如今，高校的知識分子們最在乎的是，怎麼樣才能搞好關係申請到課題，怎樣才能評上高階職稱， 做些什麼專案可以撈點外快，什麼時候可以有房有車……他們很忙，他們甚至都沒時間給學生上好課，至於社會上發生的公共事件，他們會認為距離他們很遠，他們 絕對不會摻和，很少會關注底層弱勢群體，連新聞都很少關注。

　　“世俗生活壓力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校‘工蜂’族的公共性，對宏觀、高層次、長遠的問題考慮較 少。”實際上，他們是沉默的一個群體，是靜態的，他們可能會去談論一些事情，但卻不會推動事件的發展，連寫篇文章表達立場都不會去做，他們躲在象牙塔裡鈍 化了，世俗了，也老化了，雖然他們大都是70後80後，本應充滿朝氣，雖然這個社會需要他們的聲音……

　　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們已是暮氣沉沉，少有濟世情懷，大都在為自己的功名利祿勾心鬥角，諂媚於權力，被體制馴服，毫無理想可言。他們生怕觸怒權力，所以不敢說話，畏首畏尾被馴化成“犬儒”。甚或相反，成為既得利益者後，他們成為權力的守護者，或幫兇。

　　魯迅曾批判過中國人的“看客”心理，但幾十年過去了，其看客依舊猶存，自私自利的知識分子愈來愈多，只有不足三成“關注或者尋找有價值的社會問題”，足可見他們對社會進步的影響愈來愈弱。

　　青年知識分子們的生存狀態，對於未來的中國社會影響深遠。他們掌握知識資源，有話語權，且又 是年輕的一代，如若只願當“看客”，只顧在爭名奪利，只會侍奉權力寄生於體制充當食利群體，那麼，未來社會的發展匱乏有力的支撐和驅動力量，這顯然是知識 分子的不幸，更是社會的不幸。

　　 在經歷了成都的“禁言風波”和北京被掌摑、扔菜刀之後，知名足球評論員、作家李承鵬在深圳中心書城籤售新書時，再次被罵漢奸。籤售現場，還一度引起了混亂。

　　某人說過，“我不同意你說的話，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句被廣為流傳的話，本該成為人人所信奉的社會共識。而今卻是，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我還要用菜刀和拳頭剝奪你說話的權利，並給你扣上一頂叫做“漢奸”的帽子，從身體到人格雙重詆譭你。

　　魯迅說，“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文明的話語和行為方式並未被所有知識分子接受，李承鵬的遭遇就是例證。總是有一些人崇尚謾罵和“武鬥”，一旦碰到不同觀點，就毫無理性地進行暴力攻擊，將文明和真理毫不猶豫地丟進了垃圾桶。

　　剛過去的2012年，“漢奸”和“微博約架”都是出鏡率較高的詞。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法天“約架”女記者；伊力諾依董事長史曉燕“約架”李開復；人大教授張鳴“約架”知名評論員司馬平邦；北航教授韓德強掌摑八旬老人，斥其為“漢奸”……北京的朝陽公園一度成為“約架勝地”。

　　不論是掌摑李承鵬的人還是曾經“約架”的人，幾乎都是有廣泛影響力和大批粉絲的知識分子或輿論領袖，其中有教授、企業領袖，也有律師。他們本該是社會底線的捍衛者、社會文明的塑造者、社會良知的堅守者，令人失望的是，叢林法則與暴力思維取代了理性與文明，他們竟成社會文明底線的踐踏者和破壞者，社會因此多了一層暴力的陰霾。

　　大詩人薩迪有言，“講話氣勢洶洶，未必就是言之有理。”動不動就將別人的不同意見視為“敵對觀點”，無視法律與道德，用暴力的方式壓制別人表達的權利，是一種自私與狹隘的表現，本質上是虛弱的，不自信的。殊不知，用暴力去壓制不同觀點永遠是最低階的行為。

　　有評論指出，要用公開的辯論來減少暴力。可是，從扔菜刀到掌摑，以至此前的各種“約架”，無不是在網路上進行公開辯論過的。

　　正是因為在網路空間的交鋒中敗下陣來，又不服輸，於是選擇現場“武鬥”，一決雌雄。這顯然脫離了理性的探討與交流，目的不是“真理越辯越明”，而是純粹地洩憤。野蠻取代了文明，意氣之爭代替了真理追求，文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與蔑視，這顯然不是多一個公開辯論平臺就能解決的，需要的是重塑對文明的信仰。

　　中國社會目前正處於轉型期，不同階層或利益群體間，有不同的訴求十分正常。在這個價值多元、觀點多樣的時代，不同觀點的碰撞與交鋒，亦屬正常。尤其是網路的興起，有力地擴充套件了人們的表達平臺，刺激了人們的表達慾望，但社會文明底線不能丟，所有觀點的博弈都不能刺破這個底線。

　　拋棄文明的社會必然是一個沒有底線的社會，勢必會導致社會失序。有句話說得好，“請用文明說服我”。既然不能用文明說服別人，達不成共識，那就就用文明人的胸懷來包容所謂的“異質思維”。因為，捍衛社會文明的底線，就是捍衛我們每個人的權利。

　　 11月26日，一度引起熱議的哈爾濱招聘事業編環衛工人，進行了面試資格的現場確認。在確認現場，很多考生都表示，自己就是被事業編制和這份工作的穩定性所吸引，其中一位28歲小夥捨棄10萬年薪要當環衛工。

　　據稱這次公開招聘環衛工，457個招聘崗位引來11539個報名者，其中有29位碩士研究生學歷。有媒體發表評論稱：“哥考的不是環衛工，考的是事業編制”。有網友甚至將2014年國家公務員招考“報名熱”與編制一起熱議。

　　顯然，環衛工與有編制的環衛工，並非一個概念。眾所周知，現在絕大部分一線的環衛工人，都是聘用的臨時工，他們工資微薄，乾的卻是最辛苦的工作。而且，還不穩定，各種苛刻的考核標準，或會讓他們隨時丟了飯碗。

　　而有編制的環衛工，即使不是管理崗位，按現在的規則，工作的安排也會比沒有編制的好得多，當然，還有著不菲的工資，優厚的待遇，而最大的優勢，就是“穩定性”，換言之，就是“鐵飯碗”，既旱澇保收，又只進不出，一進入“編制”，幾乎就是“終身制”。

　　因此，“體制外”的單位幾乎無法與之相比，比如儘管有10萬年薪，但且不說並不那麼好拿，而且還可能需要付出不可預測的風險成本，而未來的預期，更誰也說不準。當然，如此優勝劣汰的機制，在強化員工競爭和進取的意識的同時，也創造了一個實現員工價值的平臺。也因此，真正有志於事業者，依然會選擇到“體制外”去追求自己的事業。

　　反過來說，事業單位憑藉著“編制”，說白了不過是舊體制惰性的誘惑力而“炙手可熱”，但因為這種體制惰性，也必然成為養懶人的體制，因此，對此趨之若鶩的，不過是那些甘於守著編制過安穩日子的平庸者。而這也讓事業單位無論人員素質還是工作效率和質量的低下，陷於惡性迴圈之中。

　　也因此，根據2011年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我國事業單位將進行全面改革，傳統觀念中的事業單位“鐵飯碗”將被徹底打破。而現在“編制”仍有著那麼大的吸引力，正表明打破這隻“鐵飯碗”，必須加快步伐。

　　實際上，現在不少地方開始進行的事業單位改革，已經讓“鐵飯碗”不再“鐵”，比如實行按需設崗、競聘上崗、按崗聘用、以崗定薪、合同管理，嚴格的考核機制和辭退制度，無疑加大了“飯碗風險”，而對於這樣的“飯碗”，如果還有人願意放棄10萬年薪來“端”，那麼，就不失為一件真正令人高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