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商文化與天津民俗

　　清代詩人張船山(問陶)稱譽天津“十里魚鹽新澤國。二分煙月小揚州”。前人多看重天津的水鄉景色，即漁(次要的)鹽(主要的)之利帶來的風月繁華。這一點，天津與揚州也很相似。行銷淮鹽的商人與行銷蘆鹽的商人，所創造的文化扭轉與意蘊，在當時是頗為接近的。

　　天津鹽商文化對天津民風民情的改變，有積極影響，也有負面疚，從天津民俗整體看，都很明顯。

　　天津屯本為軍事建制。因此，民風剽悍，造成遇事講打講鬧的社會風氣。而鹽商如順治時張霖、康雍間的查日乾(天行)、安歧(儀周)，起造園林，延攬名士，換名話說，在天津，“引進文化”，成為一時風氣。安歧“無聲爭之好，惟涉古今書畫名跡”，“收藏之富，甲於海內”，不能不說是一個天津文化的建設者，范寬〈雪景寒林圖〉，孫過庭〈書譜〉都是字氏家中物。鹽商收

　　藏名跡的風尚，在晚清“八大家”中李善人身上遺風猶存。李家珍藏宋元明珍本圖籍多種，是旬清大藏書家之一。

　　天津儒學始於明正統間。在明、清兩代，不但有文學、武學，還有商學。商學的生員即來自商、灶(鹽灶)兩稽查，主要來自鹽商，早期也由鹽商承擔經費。鹽商積極興學，既因本身富於財力，又因商、灶兩稽查子弟可人科場，步入仕途。天津第一所學校(康熙五十八年)“三取書院”，早期經費全由長蘆鹽商支會。第二所“問津書院”。則由鹽商查為義獻產而設。天津河東鹽索一帶，從不講讀書習文，乾隆舉人楊一昆(無怪)在此設“起鳳樓書社”，使民風民情大為改觀。而楊家即是鹽商。天津一地，民風民俗由尚武而崇文，不能不承認鹽商文化是具有促進作用的。

　　就天津情況講，有一條顯而易見的規律：正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鹽。遂閒堂張家行鹽有了錢，兒孫都步籬仕途；無錫華氏(南華)北遷後，祖先業鹽，後世出了內閣中丞華世奎。李叔同(弘一)之父李世珍(小樓)，為同治進士，致仕後因辦鹽務成了鉅富；楊一昆及其子楊恆佔(進士)也是先仕而鹽發家的。無論如何，科場功名，總是對文化的一種啟動力。

　　但鹽商文化的一大特點，就是用錢堆起來的，無論起造園林，收藏名跡，延攬名士，縱情詩酒，沒有錢是辦不到的。風月繁華的基石是白銀。這說又影響天津的社會風氣“俗尚奢華”。“八大家”中的鹽商振德黃、長源楊、益德王、益照臨張(海張五)、李善人，無不以揮霍性開支而聞名津沽。天津鼓樓東姚家也是鹽商，而且姚豐年、姚承豐父子兩世進士，財力不下“八大家”，但家風清正，生活簡約，就不屬八大家。從這一點看，鹽商文化對天津風俗糜爛又有大關係。聘閨女講究：“過嫁妝”，娶媳婦講究“亮轎”，死人講究“出大殯”，辦會講究“設擺”，把家中珍貴文物擺出去，實際是“擺闊”。由於金錢悖入悖出，因此天津又有“寶貴無三輩，清官不到頭”的說法。楊一昆在〈天津論〉裡說：“第一是走鹽商，走久接(結)地方。一派綱總(鹽商公會頭目)更氣象：水晶頂，海龍裳，大轎玻璃窗兒亮，跑如飛蝗，把運司(鹽官)衙門上。店役八九個，圍繞在轎旁，黑羔馬褂是尋常。他(鹽商)的來頭可想。”這就是鹽商的日常面貌和文化形象。

　　鹽商辦文化事業並不單純出於傾心文化藝術，主要還是附庸風雅。張霖、查蓮坡皆能詩，但有幾首為人傳誦的天津詩人還是“獨有清韻在梅花”，屬於那家族累世清芬、佳仕途蹭蹬的梅成棟祖孫。清代天津也沒有出現大書法家、大畫家，更沒有“金陵八家”、“吳門四子”畫派。鹽商中人對於藝術總是浮皮蹭癢、水過地皮溼，點到而已(鹽商後裔另論)。這種創作風氣，影響甚深。

　　道教文化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文化，道教文化的思想得到大部分人民的認可，道教的宗旨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了中國傳統的文化，並且影響著中國的民俗和傳統文化。道教的文化和中國的民俗也是息息相關，下面由小編帶大家瞭解道教文化與中國民俗之間的關聯，一起來看看吧。

　　一、道教文化對民間節日的影響

　　由於古代人們對於一些奇怪自然現象的不理解造成其對自然的敬畏，同時又依賴於自然的給予，於是古代人們就認為這是神靈在主宰的世界，對其產生崇拜之情。杜撰出很多神仙式的人物併產生了很多民間節日。這些節日及其相關的風俗習慣與道教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絡，很多是源於道教的傳說，甚至純粹是道教節日。下面列舉幾個例子，從中不難發現道教文化對中國傳統節日的影響。

　　春節：古代人們過一個年，現在我們過兩個年。即陽曆年和陰曆年。為了區別開來．我們現在把陽曆年叫“新年”或“元旦”，把陰曆年叫做“春節”。其實，按人們的傳統習慣，尤其是在農村，重視的仍然是陰曆年。所以．“春節”成為我國最盛大的節日。在春節期間，有豐富多彩的活動。其中有很多源於道教的思想學說。

　　元宵節：元宵節這天要吃元宵，點龍燈。元宵節燃燈的習俗起源於道教的“三元說”。正月十五日為上元節，七月十五日為中元節，十月十五日為下元節。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別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樂，故上元節要燃燈。上元節是道教的一個很重要的節日。

　　清明節：清明節也是道教的重要節日。道教奉行的教義之中，就包括祭祖宗、禮神明的內容。道祖老子認為，人們依道而行，就會有“子孫以祭祀不輟”的福報。清明節．又稱掃墳節、鬼節、冥節。曾有詩云：“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而每逢清明節，道教都要舉辦祭幽度亡的法會，以滿足信眾追思、感恩親人的願望。

　　重陽節：每年的九月初九，是我國的傳統節日“重陽節”。自古至今．重陽節在普通民眾的心目中都是閤家團聚的日子，唐代詩人王維曾有詩《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日：“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時至今日，重陽節依舊是在外的遊子倍加思念親人的日子。而重陽節的由來也源於道教故事。據《續齊諧記》所載，汝南桓景隨道士費長房遊學數年。長房謂桓景：“九月九日家有災難，宜急去，令家人各做絳囊，盛茱萸以係臂，登高飲菊酒，禍乃可消。”桓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暴死，後重陽登高沿襲成俗。這就是登高飲酒的來歷，其中明顯有道教的影子。

　　許地山認為：“從我國人日常生活的習慣和宗教的信仰看來，道的成分比儒的多，我們簡直可以說支配中國一般人的理想與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道教文化對中國傳統節日影響深遠，其中的多種民俗均來自於道教祭祀活動，並且其中充滿了玄學的理念。

　　揚州在古代就是一個富商很多的地方，其中也有著不少的藝妓隨著富商去其他地方做生意，而在揚州商人當中鹽商也是十分多的，這商人大多都來自徽州。本期小編就帶你去揚州文化了解一下揚州的鹽商文化。

　　這是一個被商人改變的城市。這商人，還不是揚州本地人，而是來自徽州的客商。在近代人陳去病的《五石齋》中有這麼一句話：“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揚蓋徽商殖民地也。”

　　所謂揚州鹽商，是指僑寓揚州，或者說坐鎮揚州經營兩淮鹽業的商人，但究其實，揚州鹽商中的絕大多數並不是揚州人。那麼為什麼經營兩淮鹽業的商人會選擇揚州作為其聚集地呢？這和揚州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有關。揚州地處長江以北，淮河以南，西瀕運河，東臨大海，方圓數百里內，河道縱橫，水陸交通便捷，是自隋朝開鑿京杭大運河以來南漕北運船舶必經之咽喉。

　　加之揚州附近有當時全國最大的海鹽產場，即江蘇境內淮河以南和淮河以北的兩大面積產鹽區，歷史上一直流傳著“兩淮鹽，天下鹹”的民諺，而兩淮鹽業的管理中心就在揚州，揚州自然也就成了兩淮鹽商的聚集地。對於揚州鹽商來說，市場就是他們的生命，透過壟斷市場而低價獲得商品、高價出售是他們的創富路徑。

　　由於淮揚自古就是稅賦重地，憑藉政府給予的特權，他們獲得了江蘇、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等6個省份的巨大市場，而這6個省份幾乎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發達、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因而成就了揚州鹽商的鼎盛，也造就了揚州的繁榮。尤其是清康雍乾年間，揚州鹽商的財富和影響力可謂達到了極至。

　　如乾隆37年（1772年），揚州鹽商年賺銀1500萬兩以上，上交鹽稅600萬兩以上，佔全國鹽課的60%左右。而這一年，中國的經濟總量是世界的32%，揚州鹽商提供的鹽稅佔了世界8%的經濟總量，揚州鹽商可謂富甲天下，“揚州鹽商”四個字也幾乎就成了鹽商的代名詞。

　　在封建社會，鹽課是政府僅次於田賦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國家鹽業政策的根本動機就是獲取稅源。中國古代的鹽業制度比較複雜，但歸納起來，其實質不外乎專賣制和徵稅制兩種。前者是由國家經營，寓稅於價；後者是由商人經營，課稅於商。

　　但產運銷的一切活動都在政府的嚴密控制之下，這一點是毫無例外的。在這種嚴厲管制之下，鹽商的生存環境是比較艱難的，可以說政策就是鹽商的生命。揚州鹽商和自貢鹽商的發韌和衰敗，無疑都受到了國家鹽業政策的根本性影響。